“国是”一词，指的是国家重大政策，国家大事。扶贫攻坚，关系中国农村亿万百姓的衣食住行、生存发展，属于共和国建设发展的基础性工程。对于这项事关中国建设发展大计的伟大工程，长篇报告文学《乡村国是》给我们提供两个观察评价标准：一个是中国标准，即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和政府制定的贫困线，从人均年收入不足200元为贫困人口逐渐提高到人均年收入不足2300元为贫困人口，从解决温饱问题到提高发展能力，中国乡村的贫困人口数量呈现大幅减少的明显趋势；另一个是国际标准，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中确认的，“按照现行农村贫困标准测算，从1978年到2016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7.3亿，农村居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97.5%下降到2016年的4.5%。中国在全球减贫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中国扶贫攻坚的伟大成就世界公认。

　　古往今来，贫困从来就是人类发展进步的拦路虎，脱贫之战亦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当今世界最发达的欧美诸国，也仍然存在着数量以千百万计的贫困人口。那么，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扶贫攻坚的奇迹是如何实现的？作者纪红建走遍中国14个省区的202个贫困村庄，以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回答了人们的关切。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村的扶贫工作，从历史里程碑式的1984年中央19号文件，到2001年的国务院《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国家扶贫工作力度不断加大，投入成倍增长，措施明确得力，社会关注度也不断增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深入特困户家庭实地考察，明确提出“精准扶贫”战略，领导全党全民发动面对深度贫困的全面攻坚战。近年来，全国扶贫系统动员200万人进村入户，建档立卡，共识别12.8万个贫困村、8962万贫困人口，其中补录贫困人口807万，剔除识别不准人口929万。党和政府更要求普遍建立干部驻村帮扶制度，先后选派77.5万名干部驻村帮扶，19.5万名优秀干部到贫困村和基层组织薄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专项扶贫资金年均增长22.7%。这一连串看似枯燥的数字，却体现我们党和政府的责任担当和坚定意志。

　　党和政府的国策决心，离不开千千万万具体执行者的贯彻落实。所以，《乡村国是》的记述重心，放在扶贫一线的共产党员和基层工作者身上。我们看到，1995年就通过做小生意拥有了百万身家的广西汉子吴天来，毅然回到大山里极度贫困的故乡陇雅村担任党支部书记，自己垫资甚至欠债率领村民们修通近150公里的山区道路，并发展种植养殖特色农产品，使过去人均年收入仅200元的陇雅村在2015年实现人均年收入突破万元；贵州乌蒙山区的彝族汉子文朝荣，1982年担任极度贫困的海雀村党支部书记，带领群众坚决执行国家退耕还林的扶贫政策，植树造林30余载，使得海雀村的森林覆盖率从当初的不足5%飙升到现在的81.2%，其中的经济适用林使得海雀村人均收益4万元，成为名副其实的“绿色银行”，文朝荣病逝前还要人背他到山上，老泪纵横地叮嘱村民要为子孙后代保护好森林植被；藏南隆子县新巴乡女乡长郎宗，带领群众从一棵沙棘、一亩林地起步，日积月累在草木不生的隆子河谷植成了沙棘林带……作家满怀深情地为这些战斗在扶贫工作一线的共产党员、基层工作者树碑立传，生动再现扶贫攻坚的艰难过程，更从中升华出我们党和人民勠力同心、自强不息的精神意志。

　　值得赞赏的是，《乡村国是》并非简单地、就事论事地写扶贫攻坚，作家更注重探幽入微的思想发掘与发现。他给我们讲述湘西早期的民族学家、苗族教育家石启贵先生1925年倡导成立“湘西苗民文化经济改进委员会”，致力于发展家乡经济文化的故事，从中凸显文化知识与摆脱贫困的内在联系。他也毫不避讳从古至今中国乡村中一直存在的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的懒汉现象，毫不留情地批判了那种一味等靠要的消极心态，尖锐地指出“贫困不仅是一种物质生活现象，更是一种精神生活现象”。作家的见地，在这里已经超越扶贫攻坚的题材畛域，对于我们当代社会的各行各业都有着积极的认识价值和启示意义。

　　当代中国的扶贫攻坚事业，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给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事业提供了正面典范。作品中有这样一个细节：2003年国务院扶贫办组织27个国家的扶贫官员来到陇雅村考察调研，其中一个非洲国家官员向陇雅村党支部书记吴天来询问脱贫的秘密，吴天来脱口而出：“为了生存，永不放弃！”一句话，使得来访者赞叹不已。可以说，《乡村国是》讲述的中国故事、弘扬的中国精神，也是当代中国给予世界的极为珍贵有益的贡献。

　　（《乡村国是》：纪红建著；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