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贺文庆 油画作品《别》）

　　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陕北民歌传承时间最长的《走西口》，盛传不息，原因是它产生于清朝康熙年至清末期间，陕北等地穷苦农民到西口外合伙开荒或揽工种地，长达近200年的苦难生活西口。

　　“口”，指的是附设在长城墙体上的进出边口。明代中期，针对北元及其后裔鞑靼势力向南侵掠的困扰，明廷在北方修筑了万余公里的长城。其中，今陕北地区的延绥镇大边长城，于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春由巡抚余子俊调集军民夫役动工修建，后任接连苦干，至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累计用了137年进行修建、包砖、维护，建成了从今府谷县黄甫川北内蒙古准格尔旗筑禄台村起，至定边县盐场堡止长达600公里的长城。《陕西通史》载，延绥镇长城“墩堡勾连，横截河套之口”。长城沿线每2.5公里建一小墩，5公里一大墩，15公里一营堡，累计修墩院484处，寨堡39座。墙体上每2至3公里建有一个边口，以便长城内外居民出入。长城墙体上附设的边口，古时俗称“口”，长城外侧的地方称“口外”。

　　“西口”，指的是长城边口的方位。延绥镇长城东路黄甫堡至西路靖边营堡（今靖边新城乡政府驻地）长达510公里墙体，为东北西南走向，因此陕北人又称这段墙体上的边口为“西口”，西口之外是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乌审旗和鄂托克旗等地。

　　走西口

　　据清朝、民国年间榆林等6县县志记载，陕北等地的穷苦百姓大规模地走西口垦荒或揽工种地的苦难生活，发生在清朝康熙年间，连绵时间近200年。

　　清朝初期，蒙汉之地，大清一统，长城内外居民安稳相处。长城外侧为“蒙汉禁留地”，林草植被恢复较好，“一望皆榛莽也，狼虫野兔甚多，边民采樵全赖其间”。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玄烨皇帝按鄂尔多斯贝勒达尔查奏疏，诏许蒙古牧民在长城外侧直北20公里之外的“蒙汉禁留地暂借游牧”。康熙三十六年春，今新疆北部的格尔丹部叛清，玄烨帝亲率6军西征。玄烨率众从京城出发，沿长城内侧的东西交通大道向西走，在今山西保德西渡黄河，到府谷县后驻跸城南。又经神木城、柏林堡、高家堡，于3月7日到达榆林镇城。玄烨帝到榆林后，河套蒙古贝勒松拉普等叩见，并就口外空闲荒地面奏：“愿于内地人合伙耕种，两有裨益。”玄烨皇帝随即谕准：“有百姓愿出口外耕种田，准其出口同种，勿令争斗，倘有争斗之事，或蒙古欺压民人之处，即行停止。”于是，长城外长达600多公里、宽25公里的条带上，大批蒙古王公贵族、内地官吏商贾以各种手段霸占经营，也有内地百姓合伙垦荒，或者揽工种田，官府称这些土地为“伙盘地”。规划伙盘地的面积达2000多万亩，剔除其中大部分沙化严重、不可农作的沙土地，剩余土地即使粗耕滥作，最少也得近十万名劳动力。因此，陕北以及其它地方的穷苦农民，每年有数万劳力背井离乡，行程数百里路，奔徙十余天，到口外种田。而出行时间集中在春天雨水前后，返回时间在立冬左右，形成了陕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工潮”，人们俗称“走西口”。

　　走西口的道路除了官道（俗称大路）外，大都是分布在山梁沟道之间的捷径小路。路途间有黄河、窟野河、秃尾河、葭芦河、无定河、大理河等十几条河流，其时河宽水深、木船摆渡。穷苦百姓到西口外种地，路途较远，一年农忙时间八九个月不能回家。家中“三寸金莲”的妇人“足不出户”，不能外出探望亲人。因此，阳春二月农民工外出时间，便是父子、夫妻痛苦伤感之日。而秋归之际，又是家人眼望欲穿、急切等待之时。陕北这块广袤而贫瘠的大地上，千家万户，祖祖辈辈，年复一年，重复着这种悲欢离合的生活，同时也伴生了极其厚重的地方历史文化。陕北民歌关于走西口的歌词中没有家人对做买卖、发大财的企盼，没有妇人随从的影子，通篇只是男女离别之苦和对亲人行路时注意人身平安的千叮万嘱。

　　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清政府又议准总兵米国正奏疏，“蒙古情愿招民人越界种地收租取利者，听其自便”。蒙古王公“贪得租之利，客留外来民人以资地租为养赡”，致使出西口垦种伙盘地的人越来越多，垦植面积愈来愈大。牧地减少，遭到了一些蒙古王公贵族的反对。清廷于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派尚书班第、总督庆复来到榆林镇城，和沿边蒙汉地方官员一起“定议永远章程”，规定汉民种伙盘地，遵守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划定的界限。“旧界外稍出二三十里仍照旧耕种，其并未出界仍照前办理，有出界五十里之外将种地民人收回到里之内，给与空间地亩耕种。”

　　光绪年间（公元1875～1908年），陕北等地穷苦百姓经过十余代的走西口生活，许多家庭举家迁徙到西口外定居下来，长城外侧的人口有了很大的发展，口外伙盘地大部分划归为府谷、神木、榆林、怀远、靖边、定边等县管理。清末，府谷县在口外设置了395个村，占到全县村庄总数的37%；神木县在口外设置基层行政组织8路8甲32牌；怀远县在口外设置4乡计341个村庄，占全县村庄总数的28%。因此，光绪年以来外出走西口耕种伙盘地的人群逐渐稀疏下来。清末，长城外侧林草植被遭到彻底的破坏，风起沙移，不少伙盘地被流沙掩盖，农田减少，走西口的人流随之消失。

　　陕北民歌《走西口》

　　陕北地区传流的几十首走西口的歌词，清楚地表明了走西口生活的历史文化内涵，表明了在口外揽工种地的人流中主要是延绥镇长城内侧的陕北地区的穷苦百姓，同时有来自晋西北、陇东和宁夏、内蒙古等地的农民。有一首流行在横山一带的歌词是：“乾隆三十六年整，出了事一宗。事情出在个山西省，远近有名声。”流行在榆林一带的一首歌词是：“山西有太原，出了一个孙玉莲。孙玉莲来一十六岁整，无有一个人配婚。二月个取过奴，回门娘家门走。二月二回家中，误不了个走西口”。这两首歌词又清楚地表明了走西口生活的具体历史时期。

　　中华民国年间，长城因风残雨蚀大都坍塌，长城在人们的印象中淡化殆尽，走西口也远离了陕北人的生活。随着时代的变迁，陕北人对出门在外的说法也与清代迥然不同。笔者是绥德人，祖父是清朝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所生。据他亲口述说，民国年间绥德、米脂人把靖、定、安三边一带称西路，把黄河以东山西地方称东路，把延安一带称南路，把蒙地称草地，没有了口外之说。民国年间，山西商贾和手工艺人有的来到陕北、内蒙古等地，开办商铺、设立作坊。陕北各县城及重要集镇的日用百货商铺，以及手工作坊大多为山西籍人。但是，他们西行与清朝乾隆年以来两个世纪的陕北等地穷苦百姓大规模地走西口，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历史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