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说书是陕北地区十分重要的传统曲艺说书形式，流行于陕西省北部延安、榆林等地。最初是由穷苦盲人运用陕北的民歌小调演唱一些传说、故事。后来吸收眉户、秦腔以及道情、信天游的曲调，逐步形成陕北说书。陕北说书的演唱形式是由艺人手持三弦或琵琶自弹自唱，说唱相间，分为“三弦书”与“琵琶书”两种。后经民间艺人韩起祥等人改革，一人可同时操5种乐器伴奏：大三弦或琵琶、梆子、耍板、名叫“麻喳喳”的击节木片、小锣或钹。陕北说书唱词通俗流畅，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一般采用五字句或七字句,但又不受字数的局限。曲调激扬粗犷,富于变化,素有“九腔十八调”之称。常用的有“单音调”、“双音调”、“西凉调”、“山东腔”、“平调”、“哭调”、“对对调”、“武调”等。说书艺人善于运用各种不同的曲调来描摹人物形象，表现人物的情绪。陕北说书的传统书目很多，长篇书目有《花柳记》、《摇钱记》、《观灯记》、《雕翎扇》等；短段有《张七姐下凡》等。韩起祥从40年代初便开始配合革命斗争编演新书，几十年来创作了《王丕勤走南路》、《刘巧团圆》、《翻身记》、《宜川大胜利》、《我给毛主席说书》等几十种作品。改编的现代书目有《王贵与李香香》、《雷锋参军》等。陕北说书在发展中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流派和演唱风格，有影响的说书艺人还有刘绪旺、党福祥、王进考等。

　　一、历史源流

　　“说书”历史悠久，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时代。秦汉时，在宫廷已有了管理说书的“稗官”，这是皇帝专门设立用来搜集民间“街谈巷语”、“里巷风俗”官职。另外有以滑稽取乐职业艺人叫“俳优侏儒”。1957年四川成都市郊的一座汉墓中出土了一个汉代说书佣，它袒露上身，左臂掖鼓，右手握锤欲击，张口垂目，神态自若正在说讲有趣的故事。说明在两千多年前扬州说书就很盛行。至宋代通俗说唱统称“淘真”，大抵说宋时，盖汴京遗俗。清代说书形式较为普遍，清同治、光绪年间，曼殊、震钧《天咫偶闻》卷载：旧日鼓词有所谓“子弟书”者，始初于八旗子弟，其词雅驯其声和缓。《榆林府志》中对于说书亦有这样的文字记载：“清朝康熙年间，这里便有……刘弟说传奇颇靡靡可听……韶音飞畅，殊有风情。不即江南之柳敬亭乎。”再次说明了在二百年前，陕北说书艺术发展已达到较高艺术水平。

　　二、主要历程

　　关于陕北说书的起源，推算起来，当和宋元话本及民间的莲花落有关。宋元话本历史已很悠久，故事性、趣味性很强，至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但“说话的”只是干说，不用任何乐器伴奏；在陕北农村，是叫做说古朝或说《西游》的。说古朝的人也不以讲故事谋生，只是在业余时间的一种自我娱乐。莲花落，从古代典籍或戏曲可查到，历史也很悠久了。开始，只是乞丐行乞时才敲打的一种极简易的打击乐，边敲边打边信口唱上几句，以引起好心人的同情，以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求得善良人的施舍。打莲花落，为的就是乞讨谋生。陕北说书在旧社会是盲人的一种谋生的手段，盲人以说书挣几个糊口钱，行似乞讨，和打莲花落也差不了多少。但不再是干唱，而有乐器伴奏；不再是随便唱，而是有了故事，要细说故事情节。不作定论的定义是，陕北说书借用了宋元话本以及其它演义小说的故事，采用了莲花落唱的形式，再添了一件乐器（三弦或琵琶），从而便发展成了一种陕北地区特有的传统民间艺术。

　　三、主要乐器

　　陕北最早的说书人，十有八九是瞎子或半瞎子，俗称先生或书匠。说书是他们谋生的一种手段，被人视为下贱的营生，明眼人是不说书的，很长一个时期说书便成了瞎子的专利。他们为了养家糊口，不光说书，还兼搞算命、看病、安神、谢土、保锁娃娃等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活动，长期在外，由残疾人或乞丐拖着瞎子，常年走村串户，以说书为生。随着时代的变化，明眼人也加入到瞎子说书的行列中来，给古老的陕北说书注入新的血液和活力，陕北说书在形式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原来的一人说唱变为两人对唱或多人走唱，所使用的乐器也不再是单一的曲项琵琶或三弦，二胡、板胡、笛子、扬琴等也参与其中，人数与乐器的改变更加拓宽了陕北说书的表现领域，同时也对书中人物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渲染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陕北说书分为单人说书、双人说书和多人群口说书三种，曲调也有九腔十八调之说，以平调为主，辅以欢音，苦音调、武调等调式，其音乐曲调的变化在整个说书的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故事情节的。

　　四、主要特点

　　很长时间以来，陕北说书是盲人的专利权。老盲人教小盲人，师傅收徒，全由口授。师傅耐心地传授，徒弟认真地记忆，一代又一代，就是这样延续的。在旧社会，明眼人是不学说书的。一是因为不道德，不能夺了可怜的盲人的生意；二是耻于操这种行业，认为是下贱的，不高尚的营生。没有有知识的明眼人的指导，全由既是目盲又是文盲的盲艺人在极其狭小的圈子里创新发展，遂使得这种民间艺术虽然是群众极喜欢的一种民间艺术，可终归得不到大力发展。

　　在旧社会，从事说书的盲艺人为了糊口，还差不多都兼搞算命、扣娃娃、送鬼等封建迷信活动。算命又多为“瞎子滚流星”，即须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以及由天干地支组成的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六十个干支序列背得滚瓜烂熟，记住其中的某一个干支是哪一年，然后测生辰八字；按照生辰八字，推断一个人一生的命运。瞎子滚流星因系盲人所为，少了察言观色，又兼有一成不变的定论，因此很能迷惑愚昧的人们，危害当然也很大。

　　五、艺术特色

　　陕北方音

　　陕北说书的传统表演形式是艺人采用陕北方音，手持三弦或琵琶自弹自唱、说唱相间地叙述故事。根据伴奏乐器的不同，或称之为"三弦书"，或称之为"琵琶书"。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陕北说书在著名艺人韩起祥等的改造下，发展成一人同时操用大三弦（或琵琶）、梆子、耍板、名叫"麻喳喳"的击节木片和小锣（或钹）五种乐器进行伴奏的曲艺说书形式。

　　激扬粗犷

　　陕北说书的唱词通俗流畅，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曲调比较丰富，风格激扬粗犷，素有"九腔十八调"之称，其中常用的有【单音调】、【双音调】、【西凉调】、【山东腔】、【平调】、【哭调】、【对对调】、【武调】等。

　　别具一格

　　陕北说书书词的曲调很多。除了艺人们特有的开场白或特定的唱词外，几乎不加任何限制，可以由艺人任意发挥。好的民间艺人，在唱词中大量引用陕北民歌、陕北道情、陕北秧歌剧、陕北碗碗腔，甚至秦腔、眉户、蒲剧、晋剧、京剧的曲调，说得上是集各种唱腔于一炉，加以冶炼，然后形成一种别具一格的唱词。

　　六、代表节目

　　陕北说书的传统节目很多，其中代表性的长篇有《花柳记》、《摇钱记》、《观灯记》、《雕翎扇》等,短段有《张七姐下凡》等。从20世纪40年代起，陕甘宁边区文协成立了说书组，由新文艺工作者林山等帮助韩起祥和其他艺人陆续编演了一些配合革命斗争的新书目，如《刘巧团圆》、《王丕勤走南路》、《宜川大胜利》、《翻身记》、《我给毛主席说书》等。

　　七、代表艺人

　　韩起祥（1915～1989）

　　中国陕北说书演员。男，汉族，陕西横山人。3岁失明，13岁学艺，30岁能说唱几十部书，会弹50多种民歌小调，是陕甘宁边区的盲演员。他自编自演了500多个新段子，热情讴歌新人新事新风尚。他的作品生活气息浓厚，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民间艺术特点。他还改革了说书的音乐伴奏，增加了梆子、耍板等乐器，并创造性地把陕北民歌信天游以及道情、碗碗腔、秦腔、眉户等剧种的曲调融于说书中，使这一艺术形式更加丰满。几十年中，他克服困难，坚持深入农村 ，为广大农民演出 ，为曲艺界树立了榜样。代表作有《刘巧团圆》、《翻身记》、《宜川大胜利》、《我给毛主席去说书》等。

　　张俊功（1932年—2008年）

　　中国陕北说书演员。男，汉族， 陕北横山县人，陕北说书的一位改革者，一生致力于民间说书，是陕北说书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早在上个世纪在70年代，张俊功扬起了改革说书的大旗，把坐场改为走场，把一人改为多人，自成一派。改革后的陕北说书，人物角色分工更加明确，互相酬唱应答，有了身段及表情表演，并且讲究舞台风度、手、眼、法、步等规范。张俊功对陕北说书的改革，使这项民间艺术得以大力发展。主要作品有《说唐全传》、《金镯玉环记》、《对鞋记》、《观灯记》、《杨家将》等。

　　解明生

　　延安市安塞县人，是张俊功年龄最长的徒弟，半盲人，53岁。1964年，随师傅张俊公学艺，是安塞曲艺队队长曾于1995年荣获全国第二届曲艺节牡丹奖。

　　曹伯炎

　　陕北说书表演艺术家，男，陕北延川县人，1962年出生。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优秀青年艺术家。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在延安曲艺馆任职。他表演的陕北说书，多次参加国家、省市大型文艺演出、比赛并获奖，十七次上中央电视台表演节目。

　　还有田治枝等众多的陕北说书表演艺术家，为陕北的说书艺术的传承和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八、民间传说

　　民间传说从三皇治世时就有陕北说书。相传很早以前，有一个老汉生了三个儿子，长大后给人家当奴隶，赶牲灵，大儿子叫大黄，让奴隶主把一只手剁了，二儿子二黄的一只腿被打坏了，三儿子三黄让主人把眼睛扎瞎了，弟兄三人流落到陕北的青化县乞讨为生。一天大黄拾到两片烂木板，敲打着木板沿门乞讨，说上一些吉利话，主人便赐给他们一些残汤剩饭，有一次人家吃羊，他们捡来羊肠子，晒干绷在木板上，就弹出声音来，后来他们弟兄三人自制了琵琶，从此相互配合，边打、边弹、边唱。二黄心想大哥去世后谁来敲梆子，他灵机一动干脆把两块木板绑在腿上自打、自弹、自唱。后来老大、老二去了山西临县一带，三黄却留在了陕北，婚后生了五个儿子，并将弹琵琶的技艺传授给儿子们。老大成家后收了三十六个徒弟，将三弦传给了十八个徒弟，在榆林一带安了家，把莲花落、琵琶、三弦的技艺传授给了后人。这一民间传说足以见证陕北说书的历史久远。陕北说书是陕北民间的一种说唱艺术，深受陕北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喜爱。陕北说书最适宜在田间地头、庭院炕头上演出，听众可以是几百或几十人，也可以是几个人。说书艺人一般为一个人，怀抱三弦或琵琶，脚绑木板，手弹三弦脚打板，边说边唱，边唱边说，一些短故事，也可以一唱到底，不说一句：或一说到底，不唱一句。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曲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九、典型代表

　　扣娃娃书词内容

　　有特定的书词，其书词是：

　　一柱名香上天空，

　　天罗万象景致文。

　　打起铜锣铁面鼓，

　　我在玉皇前点神兵，

　　点起东方青甲神，

　　青甲神，爱穿青，

　　青人青马青将军。

　　马后又捎春天的神。

　　一根天绳丈二的长，

　　一把铜锁够九的斤，

　　我在东方路上锁鬼精。

　　有事鬼精锁回的城，

　　无事鬼精打在后，急急如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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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娃娃赏析

　　全长共四段，要把东西南北都点到，书词也是一成不变，毫无创造力。但因是保佑性质的，也颇能迷惑人。有时，被扣过的娃娃还要拜瞎子为“干大”，以便能消灾灭难地长大成人。

　　十、艺术传承

　　“弹起我的三弦定起个音，众位明公仔细听……”，陕北说书是说唱艺术，唱占了很大的比重，艺人们说：“说是骨头唱是肉”。在书场里除了听远古神话、历史传奇、百姓故事，还可以学历史、听新闻，说书人走州过县、见多识广，朝政大事、奇闻趣谈、张长李短等等，他都能说的活灵活现，并对那些邪、恶、丑，予以嘲笑和鞭达，对真、善、美大加赞美与颂扬。陕北说书中的每一部书很少有悲剧的结局，这在其它姊妹艺术中是很少见的。

　　陕北说书，这一民间大众喜闻乐见的说唱艺术，早在三十年代就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那时陕甘宁边区就开展了改造旧说书活动，对一些宣扬宗教、封建迷信的书目进行改造，高敏夫、韩起祥等人创作了新书《刘巧团圆》、《宜川大胜利》、《翻身记》、《血泪仇》等几十部新书，当时深受边区群众欢迎。一九四六年八月，韩起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为毛主席和朱老总说了新编书《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听完书后，毛主席称赞道：“你的新书说得好……”。全国解放后，韩起祥的陕北说书曾风靡一时，他一人就可以说五六百部新旧书，是陕北说书的一代宗师。提起陕北说书，人们就会想起这些人来：韩起祥（1915-1989）、张俊功、田治枝、解明生、曹伯炎……　陕北说书有听头亦有看头。且看有看的讲究，听有听的决窍。

　　生活现状

　　在陕北每逢过庙会、祭祖、过生日、做满月或喜庆佳节都会请说书的前来助兴。说书一般由盲人手弹三弦，腿绑甩板，也有说书人击鼓打板，另一人弹弦相辅。如今说书已经不在是盲人的专场了，一些年轻人也加入进来了，他们三五人组成一队，有男有女，有唱有说，配上现代器乐，走村窜户。在陕北的大型庙会上你常常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华灯初上时，男男女女的村民们就相聚而来，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在说书人周围，这时醒木一响，三弦拨动，鼓声咚咚，方言开篇，唱词娓娓吟来，顿时里里外外鸦雀无声。

　　历史发展

　　唐代是中国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百艺繁盛。说书在民间成熟而普及。1966年西安西郊出土的一组彩绘陶俑——说唱俑，说明一千三百多年前的长安已经有了说书这种说唱形式。此时有了琵琶的伴奏，唐元稹长集《连昌宫调》有：“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足见唐说书的昌盛，而平民都喜欢听书，书听到夜半还不足兴。尤为可喜的是说书曲本“变文”出现以及当时寺院中和尚“讲俗”的兴盛，“转变”已经成为唐时的主要的说唱艺术。“变文”唱词的韵式格体基本是七字句式，这种韵体格式至今还被陕北说书所保留。

　　陕北说书与变文格外相似，往往是以散文叙述事实，作为引起，以诗文敷衍一番。这种夹叙夹唱的形式无论是陕北说书还是变文都有。如变文《目连救母》与陕北说书《金箸记》就是其例。“变文”的讲唱形式是讲前唱歌，称为“押座文”，它是“变文”的“引端”或“入话”，是沿于宋代的每篇“话本”前面的“入话”或“笑耍头回”或“得胜头回”的形式。或用诗词，或说另外小故事，或发点议论，可与正文略有关系，也可没有关系，所加的唱词起定场作用。其“评话”称之为“开词”。“大鼓、快书”称之为“书帽”，这些只是称谓不同，其实质是相同的。而陕北说书的定场词，在正文说起之前，总会先叙述概括历代帝王改朝换代之功业兴衰之事，以引起“变文”称之为“押座文”，陕北说书的开头也有叙说，或是历代帝王改朝换代之事，或是请神之类的开场词。此后又唱经文，做题解时用白文，叫“开题”，开题后背唱经文。经文后又白文，此后又相间进行，到完为止。散席后，又唱歌，叫“解座文”。今天陕北说书，演唱方式中起板、开场白、间奏、书帽、间奏、正文、结尾。“开场白”相当于“变文”的“引端”或“入话”，“书帽”相当于变文的“开题”，“正文”相当于经文部分，结尾相当于“解座文”。这足以说明陕北说书与变文关系相当密切。

　　陕北说书初始是琵琶书，三弦书在琵琶之后广而用之。

　　陕北说书的曲目中所保留的传统节目不仅内容题材因袭宋元活本和鼓词中的历史人物故事，而且有的书目连曲本多也一样，如《金镯玉环记》《绣鞋记》《汗衫记》《金箸记》《七侠五义》《包公案》等均是宋代故事的篇目，这一时期陕北说书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脚本程式话。由于说书艺术全部地域化，因此说书脚本形成一定的套路，无论哪位小姐走路，无论何种人待客，无论描述哪个媒婆，都应用一个书套，同时语言也开始蜕变为地方语言了，自然陕北说书也有了陕北方言的特色。陕北说书有琵琶和三弦两种形式。琵琶书早于三弦书，是陕北说书最古老的书种。至今琵琶、三弦的弹奏仍沿用骨质拔子的古老遗风。汉刘熙《积名》中也有记载。远在汉张骞出使西域，自然会引进一些胡乐，琵琶自然会引进。武帝时嫁江都刘建之女细君到乌孙国，为安慰它对乡土的思念之旅的寂寞，曾使工匠创作了一种马上弹奏的乐器，这便是“汉琵琶”。实则这种汉琵琶是我国秦代的直径圆体“弦鼗”的变体。这种“秦汉琵琶”几经改革演变，便是后世的月琴，秦琴，三弦等几种乐器。这只能说明琵琶比三弦早，至于陕北现存较老式的琵琶来源，可能是承汉唐时引进的胡乐——“曲径琵琶”。陕北自古是边陲地带，形成胡汉杂居的局面，胡汉文化交融，自然胡乐在这里被接受并且使用，这是历史的结果。

　　到清代，陕北说书只能继续发展。《榆林府志》对说书有这样的记载：“清康熙年间这里便有……刘弟说传奇颇靡靡可听……，韶音飞畅，殊有风情，不即江南之柳敬亭乎！”这再次说明在二百年前陕北说书艺术已达到较高艺术水平，大概和现代说书相差无几。从唐到清是说书的发展时期，这一过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从清到民国的三十年代，据传，在此期间陕北盲人曾有一次大的聚会，目的是与明眼说书人宣战，争取饭碗不被抢夺。在这一时期盲人们只是为了求生存。到了中华民国，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萌芽，陕北说书也为自己的转变创造了条件和提供了思想保证。

　　十一、传承意义

　　内容和形式陈旧。今日的“陕北说书”，演唱的多是传统书目，说唱形式也一成不变。传统书目包含的思想、观念等，多反映过去那个时代的主题，与新时代精神相距甚远，如此，很难提起年轻听众的普遍兴趣。

　　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因此，就必然追求更高水准的精神生活。电视、录像、舞会、卡拉OK、台球、棋类以及南来北往各级各类文艺团体的演出活动，已经把“陕北说书”挤出城镇，挤向了十分偏僻的山村。

　　被称为陕北民间艺术中最耀眼的技艺之一的“陕北说书”，虽然在厚重的文化积淀和滋养下，具有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但随着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有了更新的要求，“陕北说书”艺术的继承与发展，便成了亟待思考、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