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民歌，是陕北地区的传统民歌，分为劳动号子、信天游、小调三类。劳动号子包括打夯歌、打硪歌、采石歌、吆牛歌、打场歌。信天游分为高腔和平腔。这些自成体裁又各具特点的传统民歌，都从各方面反映了社会生活，唱出了陕北人民的苦乐和爱憎。其内容和形式随着社会制度根本改变而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内容上表现了新的社会生活和新的人物形象，同时也使各种体裁具有了新的意义。

　　2008年6月，陕西省榆林市、延安市申报的陕北民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历史渊源

　　陕北民歌流传于榆林、延安的山坡、沟洼、田野、村落，是世世代代的陕北地方劳动人民“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用拦羊嗓子回牛声吟哼吼喊出的山野之声、里巷之曲。陕北民歌的历史可追源到古代巫歌和祭祀秧歌调，并与古来有之的春节“闹红火”的习俗紧密关联，如绥德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有乐舞百戏和秧歌的内容，可见当时陕北歌舞已经盛行，民歌必然随之滥觞。

　　民歌是最简便的艺术形式，它随着陕北人民的劳动生活和陕北的历史以及民俗活动而诞生，并留传至今。如《脚夫调》的曲调只有三个音，是较为原始的反映陕北人民劳动生活的信天游山歌。再如《调兵曲》反映了清代顺治五六年间，满清政府镇压回民起义的史实。20世纪30年代以前，陕北民歌是陕北人民依照自己的生活与习俗，在耕地、赶脚、放牧、喝酒、过节、盖房、祝寿、婚丧嫁娶、庙会等生活场景里，触物生情，即兴编唱出来的，逐步形成了高亢、豪放、粗犷、悠扬的风格，寄口头传唱而流行，靠集体编创而繁盛，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陕北人民的生活、历史沿革和社会变迁。

　　1935年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陕北成了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此时陕北民歌主要反映“闹红”，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等内容，形成革命历史民歌。1942年兴起的大生产运动和新秧歌运动，对陕北民歌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在大生产运动中，佳县、绥德、米脂、清涧等革命老区人民，积极响应边区政府的号召，大规模、有组织的移民到人烟稀少、土地较多的延安地区，开梢林、垦荒地，其中许多人以后就定居延安各地。移民们将许多民歌和民间艺术带到延安。如《东方红》原名《移民歌》，歌中唱到“佳县移民走延安，一定要开老南山，不过几年再来看，尽是一片米粮川”。再如横山说书艺人韩起祥到延安后，说新书、唱工农，受到毛主席赞扬。陕北民歌经革命文艺工作者的采集和改编，出现了《东方红》、《翻身道情》、《绣金匾》、《拥军秧歌》等一批响誉全国的陕北民歌。有人说陕北民歌“唱红了天”，这是指《东方红》唱出了时代的心声，表达了亿万中国人民敬爱毛主席，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求解放，建设新中国的决心。有人说陕北民歌“唱出了一个新天地”，这是指《翻身道情》以鲜明的特色，将陕北民歌的影响力、感染力演绎到了极致，“大家团结闹翻身”成了引领当时时代的共识，陕北人民唱着《东方红》和《翻身道情》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这一时期除了革命民歌，又有了《三十里铺》、《赶牲灵》、《黄河船夫曲》、《跑旱船》、《五哥放羊》等许多经典陕北民歌相继问世。1952年中央歌舞团在绥德县数千名歌手中精选了三十多人，组建了陕北民歌合唱队，使陕北民歌有了国家级演唱团体，让陕北民歌不仅唱响了中国大江南北，而且享誉国际舞台，这在我国民歌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至文革前，榆林各地民歌演唱活动非常活跃，以至许多村镇成了远近闻名的“民歌村”，以绥德为中心，各地出现了许多著名艺人，他们有的参加全国民间文艺汇演，有的被音乐院校聘请任教，有的以后成为专家、教授。陕北民歌的曲目，有的被改编为民歌管弦乐曲，有的被改编为电影音乐，有的成为音乐院校的教材。总之，1935年以后至1965年是陕北民歌的红盛期。

　　文革期间，陕北民歌被禁唱，只有《东方红》如同第二国歌被中央广播电台每天播放。1975年以后，陕北民歌逐渐恢复演唱，1979年榆林民间艺术团赴省、赴京演出，受到广泛赞誉，并被摄入电影艺术片《泥土芳香》中，1982年文化部专调榆林民间艺术汇报演出团赴京进行示范表演，对遏制当时国内艺术界崇洋媚外思潮，起到重要作用，并推出了王向荣、郭云琴等一批民歌演唱家和优秀民歌手。1985年地区正式成立民间艺术团，并连年出国演出，陕北民歌再度唱响国际舞台。从80年代始至90年代初，完成了陕北民歌集成工作，共收集各类民歌八千多首。改革开放以后，各种陕北民歌演唱会和赛事，在榆林频频举行，不断涌现出陕北民歌演唱优秀人才，并在全省、全国大赛中频频获奖，特别是2006年陕西省陕北民歌大赛中评选出的“十佳歌手”均属榆林市籍选手，这在建国以来的民歌赛事中，尚属首例。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陕北民歌的源头、主流在榆林，榆林民歌是陕北民歌的代表。

　　二、艺术特色

　　陕北地区是中国民歌荟萃之地，民歌种类很多，当地俗称“山曲”或“酸曲”。主要有信天游、小调、酒歌、榆林小曲等二十多种，其中以信天游最富有特色、最具代表性。

　　陕北民歌昂扬着黄土地上泥土的芳香，流淌着黄河儿女最通俗的词汇和最亮丽的激情。她是我们黄土地的母语和家园，更是我们黄土文化的特色和精粹。陕北民歌有她鲜明的地域特征：土气、大气、美气——土得掉渣、大得雄奇、美的撩人。这种既通俗又亮丽的特色足以使其站在歌坛圣殿之上，用小调小曲宣泄黄钟大吕之势。

　　在陕北，人们的喜、怒、哀、乐哪一种情感，都可以用民歌的形式来表达。无论是站在崇山峻岭之巅，还是走在弯弯曲曲的山道里，或者行进在一马平川的大路上，到处都可以听到顺风飘来的悠扬歌声。这就是陕北民歌。“女人们忧愁哭鼻子，男人们忧愁唱曲子。”实际上，陕北无论男女老少都喜欢民歌。黄土高原上，既有婆姨们如泣如诉的低婉吟唱，又有后生们的“拦羊嗓子回牛声”的高歌回荡。陕北，是民歌的世界，民歌的海洋。

　　三、代表作品

　　全国闻名的曲目有《走西口》、《赶牲灵》、《兰花花》、《推炒面》、《五哥放羊》、《刨洋芋》、《绣金匾》《黄土高坡》等。

　　四、传承价值

　　陕北民歌反映社会生活内容十分丰富。如今流行的陕北民歌，大部分产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既有反映社会变革的内容，也有“长工歌”的内容，反映陕北人民对封建统洽阶级的压迫、剥削的反抗，特别是革命历史民歌，是一批珍贵的革命历史资料。像著名的《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是很有价值的。一是语言文化价值：陕北民歌艺术就是陕北语言的艺术，流传久远影响广泛的陕北民歌，长期以来积淀了大量的古老而又原始的、地域广泛的、原汁原味的陕北方言。为研究陕北地方语言提供了许多活生生的第一手资料。二是历史文化价值：陕北民歌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记录了陕北民间的人、事、物、情，陕北民歌的发展、演变历史，就是陕北社会生活发展和演变的历史。陕北民歌对陕北革命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领袖人物、重大事件和历史活动在陕北民歌中都有不同形式的反映。三是民俗文化价值：陕北民歌中蕴含着丰富的民俗资料和信息，蕴含着人类社会发生、发展过程的许多文化价值。如《过年歌》、《十二节令歌》、《冬日九九歌》、《结婚喜歌》、《丧事歌》、《陪灵歌》、《夯歌》、《牧羊歌》等。四是山川风物认识价值：陕北民歌记录了群芳争艳、琳琅满目的陕北山川草木，乡土风物。这应归功于“比兴”手法在陕北民歌中的普遍运用。人们在唱民歌的时候，日之所及，神之所思，一人一事，一物一景，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皆可信手牛拈来，唱入歌中，如“三十里明沙二十里水”、“端格挣挣白杨冒得高”、“大红公鸡墙头上卧”、“荞面圪坨羊腥汤”、“热格腾腾米酒摆上桌”等。陕北民歌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越了“民歌”的范畴，它是产生于陕北，积淀于陕北，承继并珍藏在世世代代陕北人心中的一座富饶而辉煌的文化艺术宝库。

　　五、代表人物

　　贠恩凤、王向荣、贺玉堂、孙志宽、刘美兰、王小怡、贺斌、雒翠莲、许文华、温永凯、雒胜军、郝全林、冯晓荣、王二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