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属于社会范畴，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它是历史上人类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富的总和。而陕北文化就是指陕北人民创造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陕北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历代的滥垦滥伐，植被遭到严重的破坏。清末京城官员王沛巡访到此便感叹道：“狂风骤起，哪辨昏与昼，因此上将万紫千红一笔勾。” 历史上这里曾是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民族争雄问鼎不断融化的地方，有“中郡咽喉，北门锁钥”之称。五胡乱华期间先后被前秦、大夏、周等国统治，最辉煌的是匈奴后裔赫连勃勃曾在此建立的大夏王朝。高建群先生把这一地域人群说成是“最后一个匈奴”的后裔。在经历漫长的拉锯战后，随着西夏政权的灭亡，陕北群体人格基本上被塑造起来，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精神方向、行为模式、价值观念、情感态度以及心理机制和心理更深的层面。陕北文化在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不断碰撞重组的过程中成熟起来并形成了多元多维的特性。陕北的风俗、宗教神话、秧歌、民歌等每一个文化枝节无不渗透着这一点，在民歌当中所体现的这种文化特性也非常明显。

　　一

　　世代生活在这里的高原人用智慧创造了多种民间艺术形式来表现他们的生活情趣和精神风貌。丹纳在考察艺术品的产生时说：“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艺术表达脱胎于人们的意识形态之中。多种民间艺术形式的产生都是在它所处的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下开始的。而不同的生存方式，不同的经济劳作形成对事物不同的认知，心理性格及由此产生的精神气度。因此，各异的风俗和意识形态随即产生，同时也反过来制约和作用着人们，艺术也不例外。民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整个过程。在陕北特有的环境驱使下才促成了一种风土文化――陕北民歌。它又体现了陕北文化的多维性、古朴性和对立性，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拼搏性等特点。

　　陕北是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分界线，是华夏族与各少数民族相互融合的大舞台，胡汉文化在这里交相濡染。陕北民歌正是由二十多个民族在数千年历史演变过程中共同创造的结晶，人们可以在众多曲目中听到来自各种不同文化的声音。如：《走绛州》就是一首明清时期流行于秦晋两地的民歌小调，又名《一根扁担》，反映的是贫苦的脚户们的生活。《五哥放羊》流行于陕北、晋西北、内蒙西部等地是各地人民共同创造的艺术花朵。《挂红灯》是“二人台”传统代表曲目之一。“二人台”流行于陕北神府、晋西北河曲、内蒙西部的包头、呼和浩特等地。

　　《刘志丹》的原曲调来源于陕北、宁夏一带流行的《打宁夏调》等等无不体现了历史上两地人民的密切交往。陕北各地的民歌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陕北北路的民歌主要以蒙汉调、爬山调、山曲和二人台为主，其高亢辽远激昂的心灵“呐喊”至今仍散发着马背民族的狂放野性。在西路民歌那种婉转悱恻与凄楚之感中，很明显带有回族“花儿”的味道；南路民歌指信天游、小调、道情，委婉悲凉、情真意切、如泣如诉，以此表达他们的凄苦悲情和生活异趣。陕北历史上“走西口”的“打工浪潮”是传播和发展陕北民歌的一个重要途径。许多曲调是由走西口的“汉子”把口外的曲调带回与当地的曲调结合创作的。还有一部分是外地来此任职的官员把他们家乡的曲调带到陕北，将本地的曲调和家乡的曲调糅合创作的。比如：榆林小曲就是陕北民歌和江南丝竹音乐直接嫁接的产物。

　　二

　　陕北是一个文化宽舒地带，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存在从而导致多种宗教信仰，儒、道、释、伊斯兰教在这里都有过广泛的传播，这一带的民俗活动大都与祭祀神鬼有关，反映了远古的那种原始性和古朴性。比如：大秧歌中的四人场子，即由古代巫师跳神演变而来。在民歌中也有大量描写此类的迷信活动。如“点上一柱香烧上两张裱，把我那男人叫狼吃了”就是搞民间巫咒。“哥哥走了整半年，拉上个山羊许口愿，前沟里有雨后沟里晴，我为我的哥哥许上一口牲，哥哥走了一年整，我抽签打卦问神神。”“手指上老天赌上的咒，谁卖良心谁断后，一碗碗凉水一张张纸，谁卖良心谁先死；一根干草十二节，谁卖良心吐黑血；一碗碗凉水一炷香，谁昧良心谁先见阎王；谁坏良心白蛇咂，谁坏良心变驴马。”“垴畔畔上种瓜窑皮皮上裂，为看奴的哥哥许下一个愿”《前沟里下雨后沟里晴》等等。“晒坏的了，晒地的了，五谷田苗子晒干了。龙王的老价哟，救万民！杨柳枝，水上飘，轻风细雨洒青苗。龙王的老价哟，救万民！”还有《神官调》、《娘娘庙求儿》等祭祀民歌。

　　同时，陕北文化又是由多方面的对立而形成的。这种结果也是由多民族的融合而造成的，有史以来，先后有近二十个部落和民族在这里错居杂处，一部分是本地的原始居民，比如：猃狁、犬戎、白狄、党项羌等，一部分来自较远的地方，后来也在这里世世代代安家落户。如：女真、吐谷浑、龟兹等。此外，还有中亚的月氏人和粟特人（见前秦建元三年《邓太尉祠碑》）。秦代以来，各民族在长期融合同化的洪流中，经过一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过程，到明代初期民族同化才基本上完成。多民族的特点在陕北人身上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这里有伟岸“尚武”豪爽厚道的男性。也包括花眼眼、脸蛋白里透红的姑娘。这些特征和陕北人种的另一祖先突厥民族面部形貌有一定的关系。维吾尔族男女的眼睛至今还是眼睫毛长而密，眼珠大而黑亮。《绥德州志・卷一・地理志・疆域》载《汉书・郡国志》：“上郡十城有龟兹属国……并释曰：“龟兹国人来降附者，处之于此。”大概可以作为一点佐证。如：陕北这一带人身材较高大、健壮。眼睛较大，且多双眼皮睫毛较长，俗称“毛眼眼”，这在民歌中的描写很多：“白脸脸坐在高粱地，毛眼眼看人有主意”《小妹妹想你由不得哭》。“爱姐儿好白脸，三天不洗粉蛋蛋，实实怪好看。爱姐儿好身样，立下好像一炷香，走起好像风摆浪。”《十爱姐》：“生的本不赖，十人九个爱，苗个条条身子，生的好人才”“大姐姐打来二姐姐捻，圪针钩钩钩了你的白脸脸。”《打酸枣》：“白格生生的脸脸哟太阳晒，……照见你的那三妹子的白脸脸”。“白格生生的脸脸花卜簌簌眼（意即眼睛又花又大），小妹妹（那个）人样哟赛天仙”。《十三省地方挑下你》：“……不要你（那个）钱来不要你（那个）财，单爱哥哥的白脸脸好人材。”“……清水水里捞白菜，小妹子是个花眼眼”《人里头就数妹妹你亲》：“头发黑来脸脸白 ，奴的名字叫美女人。……弯弯的眉毛杏子眼 ，樱桃小嘴红口唇”等等。历史上有记载的“貂蝉和吕布”就是陕北人，这里还有一个民谣：“米脂的婆姨（妻子）绥德的汉（丈夫），榆林的女子赛貂蝉”。 　　

　　陕北山大沟深，黄土深厚，赋予了陕北人一种疑重和厚重感。空旷苍茫，荒僻贫瘠又赋予他们一种对现实的忍耐和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拼搏性，这种深深的凄苦感，也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内心的深沉凄然。在民歌曲中也有明显的倾向。“背靠着黄河哟面对着天，陕北的山来山套着山。”“东山上的糜子西山上的谷，咱们黄土里笑来黄土里哭。”“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还穿些烂皮袄。”生存是一切主题的中心，现实的艰难迫使他们不得不重新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走西口。这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形成的无奈和性格上不甘“委屈”敢于拼搏的表现。是一种“守的耐性与走的冲力的不协调统一。”民歌中反映“走口外”主题的有很多，“逃离”和“出走”正是这种守的忍耐和走的冲力作用的结果。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面对严酷的贫困现实，表现出一种积极进取的奋力拼搏抗争精神。这种由现实悲苦困境而引发的逃离和出走在陕北民歌中的体现是很多的：“我送大哥大门外，手拖手儿送出来，大哥不丢我的（那个）手……”。“蓝格莹莹天上起白雾，二格道道麻绳绳拖铺盖，什么人那留下个走口外”（《蓝格莹莹天上起白雾》）。“十冬腊月数九天，光脊背背炭实可怜”“西北风顶住个上水船，破衣烂衫我跑河滩”一年四季在外做苦工受苦受累饱尝艰辛。《走西口》：“正月里娶过奴，二月里走西口，提起你那走西头，两眼儿泪汪流”表现了新婚燕尔的夫妻那种黯然悲伤的离别之情。《脚夫调》、《赶牲灵》、《赶骡子》等表现了黄土的汉子们劳动的辛勤和生活的艰辛。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陕北人民囿于生存的窘迫而产生的一种对重本安土传统心理的逆反。这种对于生活希冀的“逃离”和“出走”是历史上陕北人的人生追求。特别是陕北年轻的汉子们，他们所承受的不光是对现实残酷环境的忍受，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是婆姨女子们的人生希望和未来，因为只有“走西口”干成一番大事业的哥哥才是改变她们悲苦命运的契机，这是她们逃离现实苦境的唯一捷径。“走口外”并不是平平安安的，走口外的哥哥们“吃的是猪狗饭，受的是牛马苦”，有的甚至是有去无回。所以原汁原味的《走西口》表现的是“ 小妹妹”为了生活而逃离闯荡的“情哥哥”的苦恋和无限牵挂。

　　这种奋力拼搏“走”的冲力也体现在他们的生活习惯上。如陕北人不尚绿，不尚蓝，偏偏喜欢红色，马甲、袄袄、腰带、头绳、汗衫、裤带、鞋都是红色的、就连小肚兜也是红色的。特别是“红鞋”，在信天游当中反复出现。如：“三月里来桃花开，二妹妹又穿个红洋缎鞋。”《打伙计》：“你妈妈打你不成才，露水地里穿红鞋；你穿（那个）红鞋硷畔上站，把我们年轻人心扰乱。”《你妈妈打你不成才》：“要穿（一么）红来一（来）身身红，红袄红夹夹红灯笼。”《女人家凭的是俏打扮》：“红绫被子绿档头，鸳鸯枕头上齐放上……”《小女婿》：“红鞋扎的绿花花，你把哥哥眼耀花。”迷倒了我的“情哥哥”写的是有滋有味，回味无穷。尽管这种习惯与上古代谶纬有一定的关系。但也是陕北人对未来美好生活充满奋斗力的生命理想的一种体现。 　

　　三

　　任何心理的产生都不是孤立的， 而是在主体与周围世界的客体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不同的经济类型和文化形态塑造着特定区域人们的心理机制和精神气度。陕北多民族文化的特点更集中地反映在黄土地人的精神气质、心理、道德、等方面。陕北人“俗骄悍，喜功利；习骑射，尚忠勇”（清 ・ 《延安府志》）；“尚气节，先勇力”（明《延安府志》）；“怀忠畏法，果敢勇往”，“习弓矢，好战斗，”“好义崇俭，民风淳朴，虽贫苦不为盗贼，惟妇不知织，自昔已然”；（清・《榆林府志》）。这里的人重情义、轻利、憨朴、刚强坦荡。男重义女重情成为一种普遍的心理模式。“安定风土刚劲，习尚淳庞，重气节，虽贵显坐语皆逊，让不取先。”（《安定县志》）。“急功重义，坦率愚耿，不事谀妄，有幽歧遗化焉。”（《安塞县志》）。

　　民歌中这样唱到“阴沟里的冷泉黄河里的水，人不讲义气不如个鬼”所谓那些势利小人，不讲义气、表里不一、诡诈耍滑的人是社会和人们所不齿的。“羊肚子手巾哟三道道红，刚强呀不过个陕北人，脚踏着地来哟头顶着天，世上的那个好汉咱一人担；正晌午的日头哟后晌午的风，那炸油糕的火呀咱们的心！”有一首酒曲“酒瓶把在怀，我有那曲儿唱出来！拦羊嗓子回牛声，一声就把那个天惊开。哎哎，对面洼，对面崖，对面的好汉你过来，咱二人唱它个喜开怀，阎王爷见了咱也喜爱”等。女重情多表现在情感态度方面，在爱情方面她们表现的极为大胆率直，决绝磊落。如：“叫一声哥哥不要怕，大不了人头高杆上挂！”“咱二人睡下一对对，盒子枪打死也不后悔。”“生铁炉子化不了个金，铁锯子也解不开咱二人的心。叫一声哥哥你不要抖，大不了掉下来两颗头。拉住哥哥亲了个嘴，肚里的冰疙瘩化成水。”还有《死死活活相跟上》，《大红果子剥皮皮》，《拉手手亲口口》等等。重情义、耿直坦荡、勤劳刚强是这一带人的道德准则，一种社会风尚，也是这里的世俗心理模式。《清・延安府志》给这里的人概括了“四美”：延民有四美：一，结婚不论财，耻攀势力，罔争聘礼；二，交友多重义，武人行阵不避生死，文士隔境联社，后先相接； 三，思先时尽哀；四，好善勤施舍。

　　作为跨地区，跨历史的民间艺术，民歌所包含的多维度的文化特性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精神气度。任何区域的文明和人们的精神气质都是在一定的外因和内因共同作用下建立起来的。陕北黄土高原也是如此。“‘秦’作为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形态 ，是于西北 （主要在陕甘一带） 崛起并走向四方的 ，是多种民族和文化在人文地理及社会历史的演进中融和的结果。”高原人的整体积极健康的风貌和内在的精神气质也是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作用的结果。如今新世纪的号角已经吹响，西部大开发的洪流冲击着这块古老的黄土地，震撼着每个高原人的心，如此巨大的离心冲力使他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也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他们正在渴望一种全新的观念、渴望高速公路，高楼大厦、渴望一种全新的生活。勤劳的高原人正在用他们的智慧谱写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