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是中国第一个有人文精神的教育家，他的独特教育思想基于鲜明的人文心学。王阳明在《大学问》中就把“心”界定为“身之灵明主宰之谓也”。心学中的“灵明”，实际是指“良知”，即人的道德理性，也就是说，救世的法宝不是物质，而是人的良知和理性，教育的根本在于转变人们的精神世界。

　　至乐之境

　　“至乐”即“孔颜之乐”，是王阳明一生追求的人生境界。“至乐”虽出自于“七情之乐”，但已是一种超越于此的崇高精神境界。这个“乐”就不只是一个情感范畴，更是一个境界范畴。他说：“乐是心之本体。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欣合和畅，原无间隔。”所谓“仁人”即圣人，作为心之本体的“乐”也就是圣人。阳明先生本名“守仁”，取自荀子的《不苟》：“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

　　儒学中的“圣人”，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并“怡神养性，以游于造物”。王阳明《自乐》诗云：“闲观物态皆生意，静悟天机入窅冥。道在险夷随地乐，心忘鱼乐自流形。”那种超越时空、消融物我的高度自由的精神境界，同时又是“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完全摆脱个人名利、贫富穷达的无私境界。这种境界是王阳明的立人根基，也正是“孔颜之乐”的精神实质，在其“乐”中，审美主体就实现了社会与自然、理性与感性、必然与自由的高度统一，达到了充实活泼的自由怡悦的“至乐”境界。

　　王阳明正是从这一“至乐”境界出发，来阐释善与恶、美与丑的。他认为美与善是统一的，美是“理”的感性显现。他说：“礼字即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既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文也者，礼之见于外者也，礼也者，文之存于中者也。文显而可见之，礼也。礼微而难之，文也。是所谓体用一源，而显微无间者也。”（《传习录》）

　　所谓“礼字即理字”，亦即“心”(良知)是体现为社会与天地万物的准则，尤其是存在于心中的道德律令，即“《六经》为吾心之常道”，就是善的内容。这种“礼”是抽象的，理性的，不可见的。所谓“文”是“礼”的外在表现，亦即良知在个体生命中的表现形式。而“文”在中国古典美学中，自先秦孔孟荀、《易传》以致后来的刘勰等讲的“文”，都已明显地包含有“美”的意义。因此这里的“文”也就是美的内容。

　　王阳明认为，作为理性内容的善(礼)和作为感性形成的美(文)是统一的，“体用一源，而显微无间。”也就是说，善要表现在美的形式之中，而美的形式同时也正是善的表现，具有善的意义而非外在于善的东西。他说：“《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吾心”即良知、礼，是善的内容，而乐、诗只能是“吾心”的外在感性形式。

　　同时，在他看来，“礼”存在于感性个体生命之中，是体现人的主体意识和人格精神的道德律令的，即对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肯定。这里体现了中国美学从道德境界走向审美境界，亦即达到“天人合一”的“至乐”境界的重要特征。也正是从“至乐”境界出发，他认定作为本然状态的“良知”是无善恶、无美丑的。他说：“至善者，心之本体。本体上才过当些子，便是恶了。不是有一个善，却又有一个恶来相对待也，故善恶只是一物。”（《传习录》）

　　王阳明的心学，曾遭到权贵们别有用心地攻击，被诬为“异端邪说”。于是先生理正辞严地进行了驳斥：“是故明伦之外无学矣。外此而学者，谓之异端；非此而论者，谓之邪说；假此而行者，谓之霸术；饰此而言者，谓之支辞；背此而驰者，谓之功利之徒、乱世之政。”（《万松书院记》）

　　为了解除心灵的障蔽，他提出“致良知”，要求人们应在“过与不及之处”多下功夫，以致“中和”，并使美丑、善恶自融。“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显现出心灵莹彻的“至乐”境界。又说：“良知本来自明。气质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开明。质美者渣滓原少，无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莹彻。”（《传习录》）

　　自得之美

　　王阳明以为，教育儿童应根据儿童生理、心理特点，从积极方面入手，顺导儿童性情，促其自然发展。他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传习录》）。意思是说儿童性情好动，喜欢嬉戏玩耍，而害怕受拘束和禁锢，就像草木刚刚萌芽，顺其自然就会使它长得枝叶茂盛，摧挠它则很快会使它衰败枯萎。因此对儿童进行教育，必须注意顺导儿童性情，不宜加以束缚和限制。他反对单调偏诂的蒙学，不赞成专重句读课，而忽略意志的培养和情感的陶冶，更反对鞭挞儿童如同狱卒鞭挞囚犯一样，使儿童视学校如囹狱、视蒙师如寇仇，致使教育适得其反。

　　为了达到伦常道德教化的目标，王阳明有《教约》规定。首先设置“考德”一门课程，并列在每天五堂课的第一堂，以显示其重要性。因为儿童早起头脑清醒，最易于接受蒙师的教诲和训诫，最宜于反省自己的过失。课程的教法亦很特别，并非蒙师之一言堂，而呈现师生互动状：“每日清晨，诸生参揖毕，教读以次遍询诸生：在家所以爱亲敬长之心得无懈忽，未能真切否？温清定省之仪得无亏缺，未能实践否？往来循衢，步趋礼节，得无放荡，未解谨饬否？一切言行心术得无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笃敬否？诸童子务要各以实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教读复随时就事，曲加诲谕开发。然后各退席肆业。”这种方式有利于从小训练其道德行为习惯。

　　在教学内容上，王阳明主张给儿童以歌诗、习礼、读书三方面的教育，陶冶儿童的思想和性情。一是“诱之诗歌”，他主张以唱歌吟诗的方式来教，这样不仅能激发他们的志向，而且还能消除他们的顽皮，使其多余的精力有发泄的机会，也能解除儿童内心的愁闷，使他们开朗活泼起来，并能适度地表达其情感。二是“导之习礼”，他主张以学习礼仪来教育儿童，使儿童养成一定的礼仪习惯，而且还能通过礼仪动作，“动荡血脉”，锻炼身体，健壮体魄。三是“讽之读书”，他主张通过读书，开发儿童的智力，增加儿童的知识，同时还能“存心宣志”，形成儿童的一定的道德观念和理想。

　　王阳明充分地意识到各门学科的内容和性质，以及学童的性情、兴趣、注意力等精神心理因素的相关性，主动地做到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充分地发挥学童的主观能动性，“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王阳明主张读书不在贪图数量之多，而在质量之精熟，强调因材施教，留有余力，使学童在读书之中获得快乐感和成就感，这样才能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专心致志，熟读理解，开其心智，陶情冶性。“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援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至于习礼、歌诗，具体的教学与练习，可通过观摩、竞赛的方式进行，在欣赏与交流的过程中提高学习兴趣，潜移默化地使综合素质得到升华。王阳明的蒙学教育，正是通过情感、态度等非智力因素的激发，做到事半功倍。

　　王阳明主张师生之间应以朋友之谊相待，提倡学生对老师直言相谏，教师应欢迎学生的批评，这样可使师生双方都能得到提高。他指出“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也，安可以不乐受而心感之乎？某于遭未有所得，其学卤莽耳，谬为着者从于此，每终认以思，恶且未免，况于过乎？事师无犯无隐，而遂谓师无可谏，非也：谏师之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耳。使吾而是也因以明其是，吾而也，因得以去其非，盖教学相长也”（《传习录》）。先生除鼓励学生“谏师”外，对学生也非常和善，毫无道学家的样子。炎夏之时，学生侍坐于其身边，虽有扇子，却谨守礼节而不用，王守仁则亲将扇子递给他们消暑，并说：“对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装做道学模样。”节日之间，王守仁与众弟子欢聚宴会，席间师生谈笑风生，无拘无束，一起表演节目，或演奏乐器，或舞蹈歌唱，或即席赋诗，体现了亲密无间、融洽和谐的师生关系。

　　五行之喻

　　五行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物质观，多用于哲学、中医学和占卜方面。五行指金、木、水、火、土，大自然由五种要素相生相克衍生变化所构成，随着这五个要素的盛衰，而使得大自然产生变化，不但影响到人的命运，同时也使宇宙万物循环不已。它强调整体概念，描绘了事物的结构关系和运动形式。如果说阴阳是一种古代的对立统一学说，则五行可以说是一种古老的普通系统论。

　　王阳明有别于其他儒学家，在于强调生命本身的灵明体验，包容儒、释、道传统三教思想，创造出特殊而新颖的“心学”面目。他在《传习录》中关于良知的教育言论，是富有形象的“五行”喻说，十分生动活泼。可以形成“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的循环状态。

　　心如水，良知为水之源。阳明先生坐在水塘边，旁有一水井，遂以之向大家劝说修学的道理：“与其为数顷无源之塘水，不若为数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穷”（《答陆原静书》）。此喻看似因时因地而偶发，若联想到朱熹那首著名的“源头活水”之有感诗篇，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水有行止，即为动静。心灵的变化，也是如此。先生说：“有事、无事可以言动、静，而良知无分于有事、无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动、静，而良知无分于寂然、感通也”（《答陆原静书》）。先生又说：“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了。如今念念致真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门人黄直录》）。他指出心灵的最大障碍，就是人的私欲。《论语》中子曰：“逝者如斯（水）。”先生加以阐发：“然。须要时时用致良知的功夫，方才活泼泼地，方才与他川水一般；若须臾闲断，便与天地不相似。此是学问极至处，圣人也只如此”（《门人黄直录》）。他说流水的作用就是“激浊扬清”，即：“譬如奔流浊水，绕聍在缸里，初然虽定，也只是昏浊的；须矣澄定既久，自然渣滓尽去，复得清来。”（《门人黄直录》）

　　心如木，良知为木之本。阳明先生一日出游禹穴，顾田间禾曰：“能几同时，又如此长了！”范兆期在旁曰：“此只是有根。学问能自植根，亦不患无长。”先生曰：“人孰无根，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但着了私累，把此恨戕贼蔽寒，不得发生耳”（《门人黄直录》）。他说得好，“良知即是天植灵根”，是曰根本。先生说：“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发端处。抽芽然后发干。发干然后生枝生叶。然后是生生不息。若无芽，何以有干有枝叶？能抽芽，必是下面有个根在。有根方生。无根便死。无根何从抽芽？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门人徐爱录》）。他巧将心灵的成熟与树木的生长通融了。又说：“是分下学上达为二也。夫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学也。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达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学也。至于日夜之所息，条达畅茂，乃是上达”（《门人陆澄录》）。这是树木与治学的类比，同为一理。总之，先生说的一切，都是归本溯源而已。“学者一念为善之志，如树之种，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将去。自然日夜滋长。生气日完，枝叶日茂。树初生时，便抽繁枝。亦须刊落。然后根干能大。初学时亦然。故立志贵专一”。（《门人薛侃录》）

　　心如火，良知为火之光。“光”字从火，火能生光。所谓“明”者，太阳和月亮也。先生说“汝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存入，黑窸窸自能光明也。”先生妙以一日气象比喻人世境界：“夜气清明时，无视无听，无思无怍，淡然平怀，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时，神清气朗，雍雍穆穆，就是尧、舜世界；日中以前，礼岩交会，气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后，神气渐昏，往来杂扰，就是春秋、战国世界；渐渐昏夜，万物寝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尽世界”（《门人黄省曾录》）。他说追求良知，好比弃暗投明。“喜、怒、哀、惧、爱、恶、欲，谞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所有的，但要认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着力斫，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虽云雾四塞，太虚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灭处；不可以云能蔽日，教天不要生云”（《门人黄省曾录》）。阳明先生的遗言是：“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心如土，良知为土之藏。阳明先生说：“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这是一切生命的归宿，所谓“返土归藏”：“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而衰，衰而杀，杀而藏，圜道也。”（《答季明德》）《周易》曰：“地势坤，厚德载物。”心灵这个方寸之地，乃使万物赖以生长。王阳明引用朱熹的话说：“信犹五行之土，无定位，无成名，而水金木无不待是以生者。”一个人的诚信就像是五行之中的“土”一样，默默无闻，没有（浮华的）地位，没有（显赫的）威名，然而五行之中的水、金、木（等元素）没有不依赖土而存在的。

　　心如金，良知为金之明。所谓鉴，水盆也；镜，铜面也；皆可照人。唐太宗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阳明先生以为，良知如同明镜：“圣人致知之功，至诚无息；其良知之体，皦如明镜，略无纤翳，妍媸之来，随物见形，而明镜曾无留染，所谓‘情顺万事而无情’也。‘无所斫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为非也；明镜之应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处：妍者妍，媸者媸，一过而不留，即是无所住处”（《答陆原静书》）。金者，镜也。他以磨镜、拂尘比拟儒学的存养工夫：“圣人之心如明镜，纤翳自无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驳蚀之镜，须痛磨刮一番，尽去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去，亦不消费力。到此已是识得仁体矣”（《答陆原静书》）。磨镜的过程，就是保养镜子的应物不藏的性能，其中牵涉到人的变化气质，乃至整体人格培育。阳明先生虽言“心上用功”，但其实着重的却是“事上磨练”，在人情事变上磨练，在遭遇大故时磨练。

　　诗教之道

　　“潜鱼水底传心诀，栖鸟枝头说道真”（《夜坐》）。阳明先生创立心学，毕生传道，他说自己好比是一条自由的鱼，一只快乐的鸟。讲学是历代大儒弘道的主要形式，这种精神真是可与日月同辉，流芳万古。南大吉在稽山书院亲设尊座，恭迎阳明先生并自称门生，又以绍兴府的名义，在恩师的故居上立阳明书院，会两地讲学，聚八方彦士，一时蔚为大观。

　　盛大的讲学中，阳明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是他在晚年进行的一次思想变革，最终完善了“致良知”即心学体系，其核心是“良知”，即是天理，亦是道，可以解释为人对于善恶的自我认识，是人所特有的能动表现。

　　于是，阳明先生阐明了良知即准则、即主宰、即睿智、即自觉、即自信的命题，他喜欢写诗，特别重视诗教的作用，《咏良知四首示诸生》影响极大，这是将心比心的启示与劝勉。其一：“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说明良知是求真，须自我更新。）其二：“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指出良知是自知，须内心省察。）其三：“问君何事日憧憧，烦恼场中错用功。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二字是参同。”（点拨良知是修心，须自省觉悟。）其四：“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抛弃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启迪良知是睿智，须清醒独知。）

　　诗句通俗明畅，而且富有理趣，可见先生施教的独特风格。他启发学生说：“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别诸生》）。诗句的意思是，那些平常说的大道理，就在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就在他们与身俱来的行为习惯里。先生还告诫学生：“改课讲题非我事，研几悟道是何人”（《春日花间偶集示门生》）。诗句意在说明，我的讲学方法是鼓励大家自主探讨事物与寻求哲理，绝不是照本宣科的。

　　阳明先生的讲学方式，令人想起孔子的杏坛，讲学不是教书，可以不拘形式，除了正襟危坐的面授外，其他行走坐卧、饮宴游乐皆可。而且师生之间可以互动，是交谈式与讨论式的，学生是人人畅所欲言，先生则善于启发与点拨。正是：“讲习有眞乐，谈笑无俗流。”（《诸生夜坐》）

　　1524年八月中秋，师生欢聚一堂，酒酣乐盛，诸生各尽其兴——投壶、击鼓、舞剑、拨琴、赋诗、泛舟。先生即兴吟《月夜》一诗：“处处中秋此月明，不知何处亦群英？须怜绝学经千载，莫负男儿过一生。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作郑康成。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他对门生作了一番解说：“昔者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世之学者，没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脱。及闻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缘，皆非性体，乃豁然脱落。但得此意，不加实践，以入于精微，则渐有轻灭世故、阔略伦物之病，虽比世之庸庸碌碌者不同，其为未得于道一也。诸君讲学，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见此，正好精诣力造，以求至于道，无以一见自足，而终止于狂也。”此刻，阳明先生俨然是“吾与点也”的孔子了，他的晚年在绍兴讲学成为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王阳明作为杰出的教育家，他有一套严格的师道与学理，诗曰：“古之教者，莫难严师。师道尊严，教乃可施。严师唯何？庄严自持，外内合一，匪徒威仪。施教之道，在胜己私，孰义孰利，辨析毫厘。源之不洁，厥流孔而。勿忽其细，慎独谨微；勿事于言，以身先之。教不由诚，曰惟自欺；施不以序，孰云匪愚？庶余知新，患在好为。凡我师士，宜鉴于兹。”（《传习录》）

　　除了强调“师道尊严”，阳明先生还提倡三个重要的方法：一是“学贵自得”，需要得之于心；二是“循序渐进”，必须日积月累；三是“知行合一”，善于潜移默化。正是严师出高徒，所以他的弟子皆能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