噶尔丹是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准噶尔蒙古原居新疆南部及青海一带，噶尔丹成为首领后，逐步向东部的喀尔喀蒙古部进攻。康熙二十九年（1690），清兵于乌兰布通（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境）大败噶尔丹，噶尔丹率残部逃归科布多（在今蒙古国西部）。清廷多次约其会盟，但其抗命不至，反而勾结沙俄，不断侵扰清疆。康熙三十四年（1695），噶尔丹亲率骑兵三万沿克鲁伦河（在今蒙古国内）南下，威胁清疆，康熙帝乃有三征噶尔丹之举。

　　第一次亲征开始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二月。清军兵分三路，东路军出黑龙江，西路军出宁夏，康熙帝亲率中路军出河北独石口，大军直指科布多。噶尔丹西逃至昭莫多（在今乌兰巴托东南）。五月，清军于昭莫多大败噶尔丹，噶尔丹引残兵数骑西窜。清军大获全胜，康熙帝班师回京。

　　康熙三十五年九月十九日，康熙帝第二次御驾亲征噶尔丹。大军北出居庸关，经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十一月经湖滩河朔（今内蒙古托克托）渡黄河，经鄂尔多斯、神木、榆林，直抵宁夏贺兰山，目的在于调动西北各部遏制噶尔丹西窜之路。噶尔丹在压力下乞求议降，康熙帝应允“俟尔七十日，过此即进兵矣”，便调整了布防兵力，班师回京。

　　噶尔丹终无投城之意，康熙帝乃于康熙三十六年二月第三次御驾亲征。二月六日，大军再出居庸关、雁门关，经保德西渡黄河至府谷，三月初四至神木，初七抵榆林，初九离榆林，十九日至定边，二十六日抵宁夏，以宁夏为基地，派两路大军西出追剿。闰三月十三日，噶尔丹逃至科布多服毒自杀，余部投降。三月十五日，康熙帝自宁夏城出发，沿黄河岸行至白塔（在今宁夏峡口山黄河西岸），乘舟顺流而下，四月十五日抵湖滩河朔，从陆路返京。

　　康熙帝第二、三两次亲征噶尔丹，均经榆林境，其间所赋诗篇与榆林相关者约十余首。先看作于第二次亲征期间的三首诗作。

　　一、五言古风《黄河》，共三十句：

　　洪流远且长，迢遥逾塞垣。旋绕几曲折，沙杂波涛浑。渐下渐开拓，建瓴势迅奔。所经虽绵邈，脉络自有根。东南借挽输，疏淪频讨论。昔岁省堤防，淮济亲临轩。今兹历大荒，羽卫戍云屯。堎嶒两岸间，天寒落涨痕。冰澌断更续，晶晶耀朝暾。此中地沃饶，水草佳且繁。昔人议收复，斯举诚难言。观俗抚幽遐，老幼争攀援。殊方亦苍赤，咸施沐浴恩。期令归化意，来者如河源。昼夜入沧海，包括弥乾坤。

　　诗中“挽输”即运输；“疏淪”即疏浚；“淮济”为二水名，皆在今河南；“大荒”指边远荒凉之地，借指西北；“羽卫”指帝王的卫队与仪仗，借指军队；“云屯”喻兵马众多，如云之聚集；“幽遐”指僻远之地；“攀援”意为追随、依附；“苍赤”指百姓。诗篇先概写黄河绵长曲折的气势，并议及疏浚河道以利运输的决策，追忆自己曾因省视堤防状况而亲临淮水、济水流域的经历。接写率领大军来到河套的所见所思。时值十一月，河水结冰，在朝阳映照下，冰花如晶，景色奇丽。作者想到河套一带乃丰饶之地，历史上沦入外夷，朝臣曾建议收复，未必正确。此诗前有序，序中云：（河套一带）“白草萧萧，黄沙弥望，其中环抱约地千二百里，草丰水美，便于畜牧。明弘治间，沦于外夷，地逼秦境，时相寇扰，故诸臣每言不宜弃此。众议纷然，人多不察，恒惜其言之未用。然使当日即用其言，加兵塞外，揆理度势，岂遂能驱而远之？亦必徒劳士马耳。朕尝以收复河套之论，谓其心忠于国则可，谓其灼见事机，言之于行，则未然也。国家威德所布，龙荒大漠与河套尽入版图，诸蒙古岁修赆贡，奉职惟勤，非务德意绥柔，讵兵力之所可制耶？”这段话的大意是：明朝弘治年间，河套沦于外夷，群臣多认为应收复此地，世人也以未采纳此议而可惜，但即使收复了此地，也难以将敌军驱逐到远方，不过是徒劳罢了。国家应以威德服人，如今边荒大漠与河套尽入版图，蒙古岁岁赆贡，正是恩德感化的结果。诗中所写与序文相合。最后八句即写恩德感化的真实场景：朝廷依当地风俗安抚百姓，百姓无论老幼争相追随，朝廷的恩德如黄河源源不断，涵盖乾坤。诗篇通过书写河套经历，表达了重文德、施怀柔、慎兵戈的治国理念。

　　二、五言律诗《十一月，泛舟黄河，流凌始下，舟行之顷，河水莹洁，波浪忽平》：

　　黄涛何汹汹，寒至始流凌。

　　解缆风犹紧，移舟浪不兴。

　　威行宜气肃，恩布觉阳升。

　　化理应多洽，嚣氛顷刻澄。

　　康熙帝于农历十一月初抵今托克托，正值黄河“小雪流凌”之时。他在此地等候“大雪封河”，以利大军冰渡。此诗应为他于十一月初三在托克托乘舟察视黄河结冰状况时所作。当天黄河出现流凌，他在解缆登舟时风紧天寒，舟行之际忽然风平浪静，日暖气爽，因而觉得是帝王的威严与恩德感化而致，只要注重教化治理，敌人的嚣张之气即可顷刻消散。

　　三、五言绝句《冰渡》：

　　云深卓万骑，风动响千旗。

　　半夜河冰合，安然过六师。

　　《清实录》载：“十一月六日，时天气温暖，自喀林拖会（在今托克托旧城东）东西数里外河水疾流，独我军济渡之处坚冰盈尺。上命军士等分三路垫土，辎重渡河，如履平地。”康熙帝终于等来黄河结冰，于是不再耽搁，抢时间履冰渡河。

　　再看几首康熙第二次亲征时所作与榆林相关的诗篇。

　　一、五律《河套西望》：

　　往代存虚议，今为我外藩。

　　河环沙碛暖，境阔草滩繁。

　　错落延绥接，迷离朔漠吞。

　　时巡曾不到，特示抚柔恩。

　　此为康熙出山西大同、雁门关后西望河套所作。先写历史上时有收复河套的议论，但皆成虚妄之议，而如今其地终于成为大清属地（“外藩”即藩部，清指新疆、西藏、内外蒙古疆域）。接写河套形势。长河环绕沙漠，草滩辽阔繁盛，南接延绥，北连大漠，写来境界阔大，气吞万里（“延绥”指榆林镇辖地）。结尾表示自己经常出巡而未曾到过其地，因而赋诗以示安抚之恩。

　　二、五律《保德州渡黄河》：

　　入塞河声壮，朝宗势拱环。

　　划疆分晋野，隔岸是秦山。

　　城郭巅崖里，旌旄浩渺间。

　　横流渡舟楫，前路指萧关。

　　黄河进入塞上，由高处倾泻而下，故云“河声壮”。“朝宗”意为小流入注大流，多指江河入海。黄河在山西保德与陕西府谷间折转南下，又东流入海，故云“势拱环”。晋陕河谷地域均属古晋州，黄河分古晋地为二，隔岸便为秦地。保德城与府谷城均位处高崖，大军从二城间浩渺的河水中乘舟而渡，直指萧关（“旌旄”为军中旗帜，借指军队。萧关在宁夏固原东南，借指西征军集结地宁夏）。诗篇描写了保德、府谷一带黄河声威与地理形势，显露出西征的必胜信念。

　　三、七言绝句《晓寒念将士》：

　　长河冻结朔风攒，带甲横戈未即安。

　　每见霜华侵晓月，最怜将士不胜寒。

　　史料记载，康熙从保德渡河后，三月三日至府谷县孤山堡，三月四日经高寒岭，此诗即作于过高寒岭途中。高寒岭是府谷县境内高山，三月初十山上寒气犹自袭人。康熙见霜气侵月而念及将士，诗篇充溢着对置身于寒风凛冽中的出征与戍边将士的体恤之意与怜惜之情。其后，康熙即为陕北驻军调延安、榆林储库小米若干石，以示安抚褒奖。

　　四、七律《出塞并序》：

　　沿边山行，冈岭崎岖，黄沙弥望。因自榆林镇取道塞外，沙浅途平，水草咸便，且十二日之程减半得达安边堡，书以记之。

　　森森万骑历驼城，沙塞风清碛路平。

　　冰泮长河堪饮马，月来大野照移营。

　　邮签纪地旬余驿，羽辔行边六日程。

　　天下一家无内外，烽销堠罢不论兵。

　　从序文可知，西征大军从保德渡河后，由于山路崎岖，加之黄沙满目，因而南下取道榆林而西行。此后一路沙浅途平，水草便利，因而抵达安边堡的日程比预计的十二日减少了一半。诗中“驼城”后原注“榆林镇一名驼城”。“冰泮”指冰开始融化。康熙于闰三月初渡河，时值初春，河冰消融，故可饮马于河。月照移营，表明大军连夜行军赶路。“邮签”为古驿站计时器具。按驿站计算，行程本须十余日，结果只用了六天，这固然与行途便利有关，也表明大军行动迅疾。史料记载，康熙于初九离榆，从此诗可知，抵达安边堡的时间应为闰三月十四日。诗篇以抒写天下一统、和平安定的志向结束。全诗大气磅礴，有气吞山河之势。

　　五、七律《抵宁夏》：

　　面水依山古朔方，巡行葆羽下岩疆。

　　戍楼虽设无传警，甲士皆精力挽强。

　　实政安人遵道徳，霸图拓宇说金汤。

　　当年统万真夸诞，何似于今控制长。

　　“当年统万真夸诞”句后原注：“宁夏城相传为赫连勃勃所筑，取统一天下而临万方之意，可谓妄矣。”赫连勃勃所筑夏都统万城，即今靖边白城子，唐在此置朔方县。由此看来，此诗应为康熙西征途经统万城时所作。然而清朝前期宁夏城即今银川，此诗原注指宁夏城为统万城，可能由于宁夏与靖边、定边一带同为古朔方地，均属夏州，故而康熙抵宁夏后思及统万而入诗。诗中“葆羽”指仪仗，以鸟羽为饰；“岩疆”指边远险要之地；“挽强”谓拉引硬弓，善射；“金汤”喻城池坚固。诗篇先写大军抵达宁夏边地，军伍精悍，局势平静；接写应依道德治国安民，不能用霸道开疆拓土，当年赫连勃勃横霸一时，建统万城，扬言要君临万方，其言夸大虚妄，不切实际，哪能比得上当朝施行德治，使得遥远的边地也归入版图。全诗的主旨在于宣扬德治之功。

　　六、五律《黄河舟行即事》：

　　五月山巅雪，四时不见花。

　　临流皆险浪，步岸是丛葭。

　　心为万年计，身离百日家。

　　郅支函首至，从此靖龙沙。

　　此诗作于康熙帝从白塔乘舟行往湖滩河朔途中。诗篇描写了黄河沿岸的春景，抒发了以身许国的志向及平定噶尔丹后的自豪之情（“郅支”为匈奴单于，指代噶尔丹。“函首”指以匣装盛首级。“龙沙”指边远沙漠）。

　　榆林市境黄河拱绕，位处河套内地。康熙诗篇对河套一带山川形势及风俗民情的描写，自然与榆林相关。

　　康熙在榆林不仅留下了诸多诗篇，也留下了不少民间佳话。据传康熙率军入夜抵榆林，守城军士因无上司命令，坚拒康熙入城，康熙甚感其忠，于是书题“两守孤城，千秋忠勇”八字。这一传说其实不确。据道光版《榆林府志》等记载，此八字乃康熙帝于康熙十四年（1675）闰五月十三日书题，其中“两守”，一指李自成之变，一指朱龙之变。明崇祯十六年（1643）初，李自成命部将李过等率兵马四万攻榆林，榆林守帅尤世威等拒不投降，率兵与义军血战于城南榆阳桥，并在南城展开巷战，激战七昼夜，双方死伤逾万人，义军攻占榆林，守军将领多数被俘，不屈而死。康熙十四年四月，定边副将朱龙叛清，联络怀远（今横山区）人周世民，攻占绥德后进犯榆林，城内军民固守三个月，叛军终未破城，后朱龙被捉，斩于榆林，周世民死于乱军中。康熙帝有感于上述二事，乃书八字，旌奖榆林军民之忠勇。时任延绥城堡同知的谭吉璁命人勒之于碑，立于榆阳桥头。此碑今已不存。由此看来，榆林民间关于康熙驾幸榆林的种种传说，可以视为“佳话”，却并不完全符合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