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是我国政府提出的一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国际合作倡议。深入了解“一带一路”的现状、问题、机遇、挑战、动力与趋势，进而促进“一带一路”共建共赢引起世人广泛关注。

　　中国社科院亚太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中国科学院“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刘卫东、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等专家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7）春季论坛上围绕“一带一路”视角下的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包容性的全球化、国际产能合作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中国社科院亚太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

　　“一带一路”建设中应兼顾政府与企业的目标

　　2015年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就明确提出了“一带一路”建设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在现实中，围绕这一对关系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其根源在于对“一带一路”存在一些错误认识，尤其是，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很多人都把“一带一路”当成对外援助项目或者政府行为。哪些应该是政府做的，哪些应该是企业做的？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里，存在着目标不清晰的问题。

　　我们在谈“一带一路”对外投资的时候，也经常把两者混为一谈。政府和企业的投资目标显然是不一样的。如果用义利观表述的话，政府追求的是义，企业追求的是利，这两者需要结合。

　　与此不同，我们在讨论风险和目标的时候，经常把两者分离开。比如讨论风险，我们更多的是讨论企业投资“一带一路”的风险，包括政治、经济、安全、宗教等等，却忽视了政府层面的目标与风险。如果企业赚不到钱，“一带一路”将失去可持续性；如果企业赚到钱了，跟“一带一路”之前的行为一样，那么“一带一路”也失去了应有之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中国与沿途国家就有贸易投资合作，“一带一路”倡议之后仍然在合作，这两种合作怎么区别？过去三年，我们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增速加快，但仅仅快就是“一带一路”的成功吗？显然不是这样。我们还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平发展进程获得一种国际认同，同时提高中国的软实力，树立中国良好的声誉，这种意义是国家层面的。所以，这两种目标，在“一带一路”中应该有机结合，忽略任何一个目标都不能说取得成功，所以，“一带一路”的成功应该是两种目标的结合。

　　政府在“一带一路”中究竟应该做哪些事？大致可分为四点。

　　第一，宣传“一带一路”的理念。“一带一路”在历史上找不到一个可复制的模板，要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真正接受不是件容易的事。很多人有一个逻辑，世界上越多的国家支持我们，就意味着“一带一路”越成功。世界各国的支持只是“一带一路”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不能简单地把支持和成功划等号。真正要宣传“一带一路”的外交理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未来这项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个问题上，企业承担不了这种责任，必须由政府来做。

　　第二，构建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和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最大的区别特征是合作机制多元化，不仅在不同区域的合作机制不一样，而且在同一区域里也有多元化的机制。这种多元化合作机制显然不是企业决定的，而是由政府决定的，政府考虑的因素不只是经济因素，还需要考虑整个的大战略。

　　第三，政府需要考虑“一带一路”的融资机制。融资是“一带一路”核心问题。政府应该出哪部分钱，这是很大的问题。它既然不是一个对外援助项目，就不能通过财政手段来支付。政府能做的更多的是开放性，它的来源是财政，但它的运行机制是市场。这次峰会提出的中国增资丝路基金，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增资都是要做这件事。亚投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对“一带一路”的投资决策标准没有什么区别，它也是按照独立的金融机构来跟“一带一路”打交道。现在的丝路基金、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能否适应在“一带一路”起步阶段，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供融资支持？开发式金融和市场化金融在一个项目未来的建设中怎样协调？这些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

　　第四，政府最难做的一件事，也是政府需要做的事是如何引导企业，让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实现国家战略目标，以企业目标为前提兼顾国家目标。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一带一路”才能真正意义上取得成功。坦率地说，到现在为止，如何引导企业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这一点上，并没有一套完善的机制。

　　那么，如何兼顾企业和政府的目标？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中国企业“走出去”遇到的最典型问题就是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由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不到位，出现了我们投资越多，对我们的反感越加剧这种尴尬的困境。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法规是由东道国决定的，我们作为投资母国，如何和东道国在法律法规机制上进行合作，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履行社会责任，这是一个难题。

　　其次，搭建载体。习主席在去年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谈到义利观的时候，说既要让中国企业获得投资收益，又要照顾到民生。这是经济学的外部性问题，企业通过投资产生正外部性，能够使当地民众获利。所以，要实现这种正外部性就要搭建合适的载体。这种载体如何让正外部性有机地发挥出来是第二点需要做的。

　　再次，引导投资方向。我们现在提出要加强国际产能合作，一个很好的口号是绿色丝绸之路，很重要的一块是我们要选择适合当地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如何引导企业符合绿色丝绸之路的理念，进而产生所谓的正外部性。

　　最后，需要引导企业在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要有一套机制。一家单独的中国企业出去风险会非常大，如果选择和当地东道国企业合资了，这种风险就会降低。同时正外部性也更容易产生。如果再吸引到第三方企业参与，涉及中国企业、当地企业、第三方企业在什么样的组合下能够有机地既能保证我们自身利益，又能产生外部性，这又是一个新的议题。

　　中国科学院“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刘卫东：

　　“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化

　　“一带一路”与之前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是另外一套思路和方式。我们更加强调政策沟通，战略对接，规划对接，项目对接。对接说明政府要在这些活动里发挥重要作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千差万别，无论是自然条件、资源禀赋、人口、宗教、市场、发展水平等，差别都非常大。只有通过政府前期的对接沟通，才能让我国企业有所发展，也能够让当地民众获得好处。　“一带一路”建设一定要让沿线国家当地的老百姓得到福祉，让中国经济增长的快车惠及当地的老百姓。

　　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一带一路”已不再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而是变成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共同的事业，这是最大的变化。过去我们说“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首先提出来的，我们自己要努力推动，现在则变成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共同的事业，要大家一起来推动。

　　习主席在开幕式致辞里提到，“一带一路”是一种包容性全球化。我们要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和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如果我们把“一带一路”看成是经济全球的新版本，很多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很多错误的理解就可以得到避免。这也是我一直倡导的一件事情——丝路精神。

　　所谓“丝路精神”指在“丝绸之路”上薪火相传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中国政府现在提出“一带一路”，使用了丝绸之路这样一个概念，不是我们要回到历史上，要重建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我们要注意丝路精神。什么是开放包容，什么是互学互鉴，什么是互利共赢，什么是和平合作，这就是“一带一路”之道，道就在这里。

　　如果我们把它看成中国倡议到全球共识，如何正确理解“一带一路”？其实它就是丝路精神加全球化的过程，加起来就等于包容性全球化。总书记在去年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也提到过，“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用丝路精神推动沿线国家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峰会前说过一句话，“一带一路”能够把世界团结起来，促进全球化朝着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在峰会开幕式上，很多国家首脑都提到，让全球化惠及每一个地区，不要让每一个地区落下。通过这次峰会，我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原有的全球化不能满足让全球各国、各地区人民都富裕繁荣起来的需要。所以，需要新的全球化模式，这个模式是什么？就是新型全球化的过程。概括这一新的全球化过程，就是包容性的问题。

　　关于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制度、经济和技术力量共同作用下出现的一个历史现象，其中既包含有客观的动力也涉及制度因素。从客观动力来看，一方面，资本积累具有无休止的空间扩张和空间重组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生产方式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让零部件“外包”日趋流行，这使得世界很多地区被紧密的供应链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全球生产网络。此外，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交通和通信技术的进步，让跨越空间组织经济活动的成本大幅度下降，产生了所谓的“时空压缩”。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创造了可能性，决定性因素是包括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相信”自由贸易是有利的，纷纷拥抱投资和贸易自由化政策。

　　经济全球化确实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但也带来了非常大的社会问题，全球1%的人拥有的财富超过了剩下99%的人所拥有的财富。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被全球化边缘化了。这些问题如果靠原有的满足资本空间扩张需要的全球化的方式是解决不了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首脑和联合国的秘书长还有国际组织，都呼吁或者都期望“一带一路”能够成为下一个阶段全球治理的重要的方式和手段。

　　面对这样的经济全球化怎么办？是把它打翻重建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生产方式和技术决定了，我们不能打翻。同时，我们又不能容忍它按照现在的方式继续发展下去，所以要改革全球化的机制，而不是推倒重来。正如习主席在演讲中也反复强调的，“一带一路”不是要推翻重来，不是要打倒重来，我们要改革。

　　怎么改？首先，应重视政府的作用，特别是在维系社会公平和减少贫困方面的作用，而不是依赖市场机制解决所有问题；其次，推崇发展道路选择的多样性（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只推广一条道路，即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每个国家应该根据自身的特点探索适宜的发展道路；第三，强调国家之间发展战略的对接，寻找利益契合点，这并非仅仅满足资本“信马由缰”的空间扩张需要，将让更多地区受益；第四，坚持“开放包容”和“平等互利”的理念，突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把寻找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放在首位，谋求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第五，遵循“和而不同”的观念，在维护文化多元性的基础上共谋发展、共求繁荣、共享和平。

　　开放包容、三共原则、和而不同都是包容性的体现。“一带一路”就是对现有经济全球化的改造和改革，是包容性全球化，从理念上讲不要让任何一个地区落下的全球化。当然，在现实中，如果不让每个地方都落下确实很难做到。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

　　基础设施是“一带一路”建设最重要的公共产品

　　中国目前的城镇化主要是由特大城市、大城市等几级城市构成。在2025年前，中国将有15个人口达到2500万的城市，22个人口达到1000万的城市，23个人口达到500万以上的城市。根据“十三五”规划，中国有19个城市群。其中，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是未来三个最重要的方向。

　　到2030年前，中国在城市居住的人口将会超过10亿。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从1950年到2050年，亚洲城镇化的进程相比欧洲、北美来看是比较落后的，这也是我们的经济潜力所在。欧洲（主要指西欧）2050年将达到73%的城镇化水平，亚洲2050年前将是47%，非洲将是40%。由此也可以看出，亚非的城镇化潜力非常大。

　　从区域建设角度来讲，过去大概15年左右，我们在东亚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城镇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基础设施建设里主要是电力、道路、通讯、水和铁路。这些投资按国家来分，80%左右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在中国，这也是中国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

　　未来随着人口的上升，基础设施投资也会越来越多。2050年之前，世界上城市人口居住最多的是亚洲，非洲居于第二，欧洲和北美分别是第三、第四。越来越多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就越来越需要基础设施建设。在过去差不多十年左右，到2020年，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每年的增长幅度都特别大。以铁路来计算，过去十年我们差不多增长了一倍，以高铁来计算，差不多翻两番。机场建设过去十年我们增加了62%。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建设在整个过程中呈现了整体吻合的态势。

　　“一带一路”建设给国际上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就是基础设施，其他我们能够给海外提供的东西，目前远没有基础设施这么多，比如金融，人民币国际化率4%左右，美元的国际化率61%。贸易畅通方面，去年4万亿美元的贸易总量，我们的出口量是2.7万亿，进口只有1.3万亿。而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势是很明显的。到2030年前，道路、公路、水资源和通信设施，以及我们的电力资源，这几大块是未来基础设施建设相当大的一部分。

　　再来看人均这块。有人认为，从人均角度说，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已经饱和，我觉得未必。如果按照2012年的水平计算，按照每一千平方公里的道路计算，中国的水平只有德国的大概四分之一左右，铁路方面我们的潜力更大。我们现在还要大建高铁，也是这个道理。机场方面，我们的差距更大，德国每百万平方公里机场数有900个左右，中国每百万平方公里是47个机场。所以，国内的基建市场还远远没有饱和。

　　“一带一路”未来的市场在哪里？这不能一概而论。按照铁路、公路、水资源、通讯、电力、综合性的基建来讲，各个地方也是不一样的。比如中东缺水，所以他们水资源的基础设施建得非常好。再比如在中东，尤其像沙特这种国家，他们的电力建得非常不错。但是在非洲，通讯就很差，电力相对也比较差。亚洲的水利设施基建相对比较好，亚洲除中国之外其他地方的通讯就很差。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在未来的“一带一路”中优势非常明显。

　　第一，第一大优势是我们的政治体制。“一带一路”和过去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有什么区别？最大的区别是政府先做好了宏观指引，然后企业走出去。过去是企业盲目走出去。现在政府呼吁企业不只要到西方国家，还要到“一带一路”国家。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是把一个有为政府和一个有效市场以及一个需要发展的企业结合起来。这也只有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够做得到。第二，财政优势。十年、二十年期的长期的财政耐力，也是我们的优势。第三，以高铁技术为代表的基建优势。第四，劳工优势。从全世界的熟练工人，工程师这块来看，中国还是有优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