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形势，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

　　在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以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指引下，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国际局势和国内经济发展现实，党中央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并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本质内涵和趋势性变化作了详细阐述。

　　经济发展新常态是相对于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传统赶超阶段而言的，是迈向未来均衡的、内生的经济发展模式之前的一个必经阶段，它具有如下三个“中高”特征或要求：第一，相对于年均10％左右高速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发展是中高速的，并通过适当的减速治理实现动力转换和体制变革。第二，发展不是简单的数量扩张，而应是以质量为导向的，产品和产业要逐步摆脱低质低端状态，向着中高端水平升级，参与国际竞争的不仅仅是中国制造，更是中国服务、中国智造或中国创造。第三，人均国民收入正向着1．2万美元以上的中高级收入阶段迈进，居民消费将成为生产的主要目的，并替代传统模式下的投资而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除了上述三个“中高”目标特征或要求外，经济发展新常态有着明显的时间跨度，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完成。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论断，无疑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研判，为中国经济发展作了准确定位，从而也为下一步的宏观经济政策定下了基调。

　　明晰方向，提出新发展理念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是盲从发达国家经验，而是要从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基本国情、任务以及当前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出发，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方法论。首先，在发展的指导思想上，中央提出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更加强调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强调社会公平正义。其次，围绕三个“中高”的阶段性发展目标，提出了五大政策支柱及其具体要求，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再次，围绕上述理念与任务要求，确立了清晰的四大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即“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防风险”。这四大任务不仅囊括了传统宏观经济政策“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四大总量目标，而且结合中国当前现实和发展要求，强调经济发展、体制改革、结构转型和风险防范等的统一性，在提出总量目标要求的同时，更关注结构性指标的改善。

　　从上述经济发展新常态阶段的战略目标、发展理念和政策要求出发，我国在近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践中，始终注重平衡好发展、改革与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坚持把经济发展的速度、改革开放的力度、转型升级的幅度和社会环境的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走出一条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创新手段，完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时期宏观政策框架，对于减弱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叠加”效应起到了重要作用。总体来看，它有以下几项内容或特点：

　　一是实施区间管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区间管理内容更宽泛，对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新增就业人数等指标均设定了一个上下限，以稳增长、保就业为下限，以防通胀、控风险为上限，力求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当超过这个区间时政府要干预和进行托底管理。而且，依据不同发展时段，上下限是可以动态调整的。实施区间管理，使得近年的宏观调控更明确、更具有针对性。

　　二是进行精准“滴灌”，掌握好宏观调控的力度和幅度。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政府干预难免会有一定的副作用，特别是需求管理的刺激政策带来的副作用是较大的，尤其是“大水漫灌”（大规模刺激政策）后遗症更大。而“滴灌”式的微调手段带来的副作用较小。

　　三是采取逆周期管理和预期管理。除了对经济金融顺周期性和跨市场“传染”等情形适时出台宏观逆周期对冲措施外，新时期宏观调控的一个特点是更加注重预期管理，通过引导市场行为，预警预防在先。

　　四是加强宏观审慎评估与监管。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包括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目标、评估、工具、传导机制与治理架构等一系列组合。中国近年加紧建立了以央行为核心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以推动“从数量型调控到价格型调控”“从封闭的央行到开放的央行”“从监管商业银行到监管全市场金融机构”三方面的政策框架转型，涉及“资本和杠杆情况、资产负债情况、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外债风险、信贷政策执行”七大方面。从2016年起，央行将已有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

　　五是不同宏观政策、调控手段之间的协调与国际合作。在近年的宏观管理中，我国始终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外资政策和金融监管等宏微观调控监管政策（甚至包括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之间的配合，注重国际经济金融合作，以使政策工具发挥合力，提高宏观调控的效率。

　　转换机制，提出并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三去一降一补”为抓手，化解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问题，推动经济运行状况的改善。二是针对政府自身的“放、管、服”改革，提出日程表大幅度放宽审批限制，减少不必要的程序，但加强事中、事后的过程监管，提高政府服务效率。三是鼓励并引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高经济活力和创新能力，加快推动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上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为了应对目前面临的问题，而且更注重培育长效机制，通过引导增量，激活存量，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了整体经济效率。

　　重点防控，对重大矛盾问题实施专项治理

　　长时间较高的经济赶超发展使经济、社会和资源体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累积了一些负面问题，近年的经济增长减速又导致了一些风险点的出现，党中央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201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注重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各类问题，既防范增长速度滑出底线，又理性对待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既强调改善民生工作，又实事求是调整一些过度承诺；既高度关注产能过剩、地方债务、房地产市场、影子银行、群体性事件等风险点，又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区域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局部性问题演变为全局性风险。”五年来，针对产能过剩、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等重大问题进行了专项治理，从中央到地方针对房地产问题实施了多轮严厉调控，2015年针对股市泡沫和股灾维稳进行了重点调控，近两年对汇率与外汇储备波动加以着力调控，这一系列调控措施较好地稳定了经济，化解了风险，使我国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这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五年来宏观调控取得的经验与成绩

　　纵观五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践与探索，可以得出几点经验：一是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有机结合；二是把总量政策与结构性调控相结合，更强调结构转型和资源配置优化；三是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革相结合，在稳定需求的同时，更强调供给侧的提质增效和机制转变；四是微刺激、区间调控与定向调控相结合，更强调托底管理和相机精准调控；五是重大风险防控与逆周期管理相结合，在防控风险、处理隐患的同时，更强调经济金融趋势和问题的逆周期管理、预期引导和预警预防。

　　由于宏观经济调控行之有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尽管面临不小的挑战，但经济发展与改革仍取得了非凡的成绩。一是经济运行比较平稳，综合国力显著提高。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平均增速达到7．2％，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二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不高，2013年至2016年CPI年均上涨2．0％；生产者物价指数（PPI）从负转正，实体经济由通缩转向复苏。三是就业问题解决较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都超过12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4％左右。四是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得到改善，近年来面临的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得到控制，外汇储备水平趋于稳定，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在提高。五是经济结构深刻调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从2012年的55％大幅提高到2016年的65％；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2013年达到46％，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5年进一步达到51％，开始占据“半壁江山”。六是“三去一降一补”等供给侧的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产业升级快速推进，经济发展质量得到改善，环保约束增强。七是我国经济呈现诸多新亮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推进，以“互联网＋”、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新经济蓬勃发展，掀起了一轮创业创新的热潮，新设工商企业数量持续增加，地方股权市场迅猛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八是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经济、金融风险的底线，避免了大的经济社会动荡。

　　回顾这五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可谓风险与机会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由于对策得力，措施有效，保障了经济稳中求进、稳中向好，实现了经济社会协调而较快地发展，其中的种种探索和积累的经验，必将成为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的宝贵财富。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