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就作为一种西方思想传播到了中国。1899年，由上海教会组织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册至第124册连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与中国学者蔡尔康合作编译的英国社会学家企德（Benjamin Kidd）的《大同学》一文。该文中提到了马克思及其著作《资本论》。这是马克思的名字和著作第一次在中国的报刊上出现。进入20世纪后，中国改良主义思想家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刘师培主办的《天义报》、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等刊物都相继刊登了介绍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论文。但是，这些传播和介绍者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眼里，马克思主义不过是西方众多学说中的一种，并不是中国人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中国人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并把它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则是受到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先进的中国人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力量，看到了世界的希望和出路，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出路。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道路时特别强调了十月革命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他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这表明，十月革命是先进的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将其运用于中国实践的桥梁。在实践上，十月革命及其后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是先进的中国人心中的理想社会，也是他们用于改造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样板；在理论上，作为十月革命的指导思想的列宁主义成为了先进的中国人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介。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革命及其后建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十月革命及其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翻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实际的斗争中，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挫折和失败的经验中，认清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并根据这种认识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特殊的革命道路，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建构了中国人自己创造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道路。那么，中国道路与十月革命之间究竟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联系呢？十月革命对于中国道路究竟具有什么意义呢？中国道路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起过什么样的作用呢？它的未来前景是什么呢？这些理论问题，不仅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值此纪念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之际，本文重提这些问题，是力图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的结合上来思考和解答中国当下面临的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

　　一、什么是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不仅是一个现实的历史过程，有着实践的内容，而且是中国思想变革的过程，有着理论的内容。从理论内容看，中国道路是中国近代哲学在“中国向何处去”的讨论中提出来的，它的中心论题是：在东西方文化的激烈冲突和碰撞中，中国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围绕这个论题的讨论，当时的中国理论界出现了三个派别：一个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主张“西体中用”，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必须通过资本主义化而实现；一个是以梁漱溟、张君劢为代表的保守派，主张“中体西用”，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植根于中国儒家传统之中；一个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派，主张用西方先进的社会主义文明来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变革中国的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中国，从而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些派别虽然主张、创造的理论不同，却可以并存，共同构成中国近代的思想世界，形成了中国近代多元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格局。从实践内容看，在上述三种派别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派的主张变成了现实。这也就是说，中国道路的实践内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这一分析表明，中国道路的理论内容和实践内容是有差异的：中国道路的理论可以有很多种，而中国道路的实践则只能有一种。根据这一差异，我们可以分别从广义和狭义上来定义中国道路。从广义上定义，中国道路包括中国近代思想变革中的各个思想派别的中国现代化主张及其理论；从狭义上定义，中国道路是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创造的中国的现代化理论以及根据这个理论所走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即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总体。区分这两种定义，是我们研究中国道路的必要前提。因为只有厘清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即是研究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形成及整体风貌，还是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和未来前景？前者无疑需要采用广义的中国道路定义，后者就只能选择狭义的中国道路定义了。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分析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来思考中国的当下与未来发展的问题，因此，采用狭义的中国道路定义。

　　一种思想、一种理论能变成现实，关键在于它包含了历史的合理性。当然，历史的合理性本身是时代性的，它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内容。对于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变革来说，一个理论是否具有历史合理性，就在于它是否吸取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是否能够开辟中国社会的未来。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就是以十月革命为标志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观念。这个观念之所以先进，就在于它概括了帝国主义的特征，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各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科学地阐明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和意义，证明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和可能性。不仅如此，它还以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向世界各个国家证明：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观念带给人们的，是帝国主义的战争，是危机和灾难的后果，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观念带给人们的，是世界和平、是自由和民主的光明前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因为认清了十月革命的这一伟大历史意义而自觉地选择了以十月革命为标志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观念。瞿秋白在东西文化论战中反对保守派和全盘西化派笼统地比较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优劣，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固然不好，但西方文化也不都是好的，比如，帝国主义的文化已经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给世界文化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我们绝不能说它是好文化，中国人也绝不能选择这种文化。但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好的，它代表了人类文化的方向，中国人可以选择这种新文化来改造中国、创造新的中国文化。这就是说，中国文化的未来应该与世界文化的未来方向相一致。他呼吁：“只有世界革命，东方民族方能免殖民地之苦，方能正当的为大多数劳动平民应用科学，以破宗法社会封建制度的遗迹，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况且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中，若是东方民族不能以自力先行从事于一切革命运动，断绝一切帝国主义的‘辎重队’，使无发展余地，亦必暂限于停滞状态。所以必须以正确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自然科学的方法，为劳动平民的利益，而应用之于实际运动；当令西方的无产阶级与东方的弱小民族一致的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乘现代各地生产力发展之矛盾性，凭客观的政治经济实力以斗争，即此锻炼其主观的阶级意识；逐步前进，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2〕瞿秋白这里所说的“正确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这种方法对待文化的基本观点，就是把文化看作是一个能动的创造活动，即既要符合历史规律，又有对世界先进文化进行选择和再创造的活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中国现代化的观念，就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对以十月革命为标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观念进行再创造的结果。通过这种创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十月革命的现代化观念融于了自己的现代化观念之中，又把中国的现代化观念提升到世界革命的时代高度，使中国能够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走出旧社会的怪圈，走出一条新的社会发展道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十月革命不仅打碎了帝国主义世界的旧秩序，也指导先进的中国人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打碎中国的旧秩序。这就使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与十月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的中国现代化观念能够胜出当时其他派别的现代化观念而得到实现的根本所在。因此，我们要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要思考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就必须先从理论上分析十月革命的内涵，了解中国共产党人从十月革命中究竟学到了什么东西，汲取了什么东西，建立了什么？

　　从理论上分析，十月革命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列宁认为，十月革命发生在俄国，必然带有俄国特点，具有特殊性，但是，十月革命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在俄国的应用，它的基本特征和基本道路都具有国际意义和时代特征，体现了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列宁所说的国际意义是指那些使布尔什维克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这些基本条件最重要的有两点：一点是坚持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另一点是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中和在革命胜利后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的领导权。在这两点中，前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形式，即民主集中制，它涉及到无产阶级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及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后者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和国家理论，它涉及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性质和政治结构的问题。这两点是当时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而十月革命为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解决这两个问题提供了经验基础，因而具有世界历史的普遍意义。列宁所说的时代特征，是指十月革命所处的帝国主义的时代性特点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个时代特征展示了20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的广度和深度，表明20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有着许多不同于19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这两个方面的内容表明，十月革命的普遍性不是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提出的一般原则，而是指的列宁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概括出来的一般原则。这个原则并没有抛弃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一般原则，而是赋予其时代意义，使其具有了许多新的特征，成为了帝国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道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创造中国道路时，接受的就是列宁概括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般原则。正因为如此，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讲马克思主义理论时都是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概念，而在讲中国道路时，是明确地把十月革命作为中国道路的原则。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3〕，就是把中国革命置于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之下，以十月革命的普遍性来定义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道路和中国革命的前途。1956年，毛泽东在提出写作《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基本要点时再次强调十月革命的普遍性的意义。他说：“要讲世界革命的基本规律、共同道路。先讲一定要遵循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然后讲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二者不可偏废，但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是共同的。”〔4〕毛泽东的这些论述表明，中国道路是以承认和接受十月革命的普遍性为前提的，十月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世界历史背景；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规定了中国道路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道路的前途；十月革命所创造的先进文明观念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所选择的革命道路的先进性。由此决定，中国共产党人把十月革命的普遍性融于中国的革命观念之中而创造出来有关中国道路的理论也必然是中国最先进的现代化观念。这就构成了中国道路的第一层含义：文化的先进性。

　　历史地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十月革命的普遍性，并把这种普遍性科学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经过了一个艰难的理论探索过程。20世纪初，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刚开始接受十月革命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十月革命的经验中有普遍性与特殊性之分，当然也就没有从方法论上反思十月革命的经验，把十月革命经验中的普遍原则和共同道路与适合于俄国革命的具体策略与斗争形式区分开来。在这种未经方法论的反思的情况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十月革命经验中的一些具体的策略与斗争形式，如城市起义，当作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以为只有完全按照这样一种斗争形式进行的革命才能称得上是布尔什维克革命，或社会主义的革命，并坚信这种斗争形式一定能在中国成功。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1927年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的斗争方式，都采取了城市起义的方式。直到这些起义都相继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人才在总结起义失败的教训中意识到十月革命的经验有普遍性与特殊性之分，才开始面对中国的实际，思考中国人应该如何走十月革命道路的问题。井冈山斗争就是这一思考的结晶，也是中国道路的开端。1938年，毛泽东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5〕，就是对井冈山斗争经验的理论提炼，同时也包含了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6〕这份珍贵的中国历史遗产的批判继承。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每当中国社会遇到困难、需要变革的时候，就会结合新的实践思考十月革命的普遍性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从而使十月革命与中国道路成为了一个永恒而又常新的课题。1949年以前，这个课题是围绕着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思考展开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步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之时，这个课题是围绕着如何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问题展开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这个课题是围绕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关系问题的思考展开的。中国道路的内容也就在这一系列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探索中得到了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些构成了中国道路的第二层意义：实践性。

　　从方法论上分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探索中国道路，是在不断地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所谓教条主义，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一成不变的公式，当作解决各个具体问题的现存答案，简单地拿它来处理复杂的中国社会问题。教条主义在中国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本本主义，即只钻研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知识，不研究中国的具体实践；一种是经验主义，即照搬照抄十月革命的经验而不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不去寻找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或者满足于过去成功的经验而不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这两种教条主义都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中国道路就是在不断地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其中，有两次大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对于中国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次是20世纪30－4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内开展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了理论上的准备；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中国大地上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为破除“两个凡是”，实现中国的改革开放作了理论上的准备。这两次大的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中国道路的新发展，彰显了中国道路的批判性品格。这是中国道路的第三层含义：批判性。

　　概括以上，中国道路是十月革命的普遍性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的有机结合，十月革命的普遍性决定了中国道路的时代性特征，表明中国道路属于20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具有世界性和先进性，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赋予了中国道路民族特点，使其既不同于同时代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具有自己的民族内容和民族形式，又优越于本国其他思想派别主张的中国道路，代表了中国的先进文化和未来发展方向。总之，中国道路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总体，是文化的先进性、实践性和批判性的统一。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现代化观念，一个曾经把中国从灾难沉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拯救出来的伟大的革命实践，一个对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正在起着巨大作用的现实力量，却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地受到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这种历史现象的出现，除了一些外在的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存在着的许多模糊认识有关。这些模糊的认识主要表现在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简单地等同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把中国的计划经济说成是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而忽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计划经济的中国特点和中国内容，没有从中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的视角来加以研究。因此，要真正驳倒历史虚无主义，就需要还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与中国实践的历史真相，而要进行这种历史真相的还原，就必须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存在着的种种模糊认识。这就把十月革命与中国道路的论题再度提了出来，要求我们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回答这个历史性的课题。

　　二、中国道路理论的反思

　　对于历史虚无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流行，冯契先生曾经作过一个分析。他认为，历史虚无主义在当代中国流行，是中国近代哲学革命中的一个遗留问题。中国近代哲学革命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它的积极成果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问题，科学地总结了中国哲学的历史观和认识论的心物之辨，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它的不足之处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重视不够、批判不够，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腐朽的东西在新的社会中以新的形式乔装起来，继续对民族的意识和人们的思想起着消极的影响。这其中就有虚无主义。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虚无主义与天命论、独断论是相互补充的，“这就是两千多年来专制统治下形成的腐朽传统”〔7〕，它的主要特征就是无操守。在近代哲学革命中，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先进思想家们因为急于解决当时的实际斗争的问题，而对中国文化传统及其现实影响缺乏深入的分析，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惰性力量更是估计不足。这就造成了中国近代哲学革命中的这样一种现象：“很多向西方寻求真理，而对传统文化作过猛烈批判的先行者，在其晚年却回归于故纸堆里。这正是对传统陷入盲目性的表现。”〔8〕正是这种现象的存在，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虚无主义不断地以新的形式出现，瓦解人们的信仰。在近代革命年代，这种虚无主义在“爱国、革命、振兴实业”的庄严口号的伪装外套下行价值的虚无主义之实；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这种虚无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也变成了‘戏装’，把独断论与虚无主义互相补充的腐朽传统乔装打扮，登台表演”〔9〕。“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个人崇拜的狂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虚无主义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与冯契先生列举的上述表现形式不同，当下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戏装”，而是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口号下抹黑，甚至全盘否定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质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文化身份的合法性。当下的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能够公开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研究薄弱。其薄弱点，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四大理论的研究上：其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普遍性；其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其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及其嬗变；其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道路。下面，我想就这四个大的理论研究的现状，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其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普遍性。我认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中国有没有自己独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问题早在中国共产党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就已经论述得很清楚了。但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热潮却使这个问题变得模糊起来。中国学术界在20世纪80年代开展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批判，其本意是为了破除哲学教科书体系式的研究范式，并非否定中国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在客观上却造成了这样一种错觉，以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无非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翻版，并没有自己创造的理论体系。继而，人们又以这个错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说成是单纯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于中国实践的过程。这个解释把普遍真理理解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原则，或理论的自我规定，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它把这个原则、这个理论的自我规定完全归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讲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不讲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哲学原则，或理论的自我规定，就必然得出中国没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这一错误的结论。因为按照这种解释，我们得到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中国的经验。在这个结论中，我们所能看到的中国元素，只有中国的经验，而无中国的理论。这实际上是否定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哲学，有自己创造的、不同于苏联和其他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普遍性。这一结论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从逻辑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普遍性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具体的概念，它总要以一定的民族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一定时代的特性为其经验基础，如果失去了这些特定的经验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普遍性就变成了抽象空洞的教条，不可能指导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实践。因此，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于本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都需要有一个理论的再创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普遍性转化为方法，运用于分析本国的实际，揭示其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另一方面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普遍性融于自身的理论创造之中，将其转化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此为中介，打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之间的关系。这个中介是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环节，缺失了这个环节，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实践。十月革命的成功，就是因为有了列宁主义这个中介。同样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要成为中国道路，也需要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一个中介。从这一点看，那种只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普遍性，不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普遍性的观点，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与实践的总体性的原则，最终要落入教条主义。从历史事实上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总结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时，十分重视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建设。早在20世纪20至30年代，瞿秋白就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宇宙观为题，阐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之后，李达、毛泽东分别论述了“实践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建构了融认识论与历史观于一体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普遍性。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创造的“实践唯物论”的代表作。除此之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以世界革命为背景，以唯物史观为方法，分析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历史变革，建构了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历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些理论充分证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翻版，而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正是有了这些理论，有了这些理论的指导，中国才走出了一条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因此，那种否定中国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

　　其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文化革命对于中国社会变革的意义时，明确地把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认为，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进行文化革命，创造中国的新文化，因为“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10〕。但是，中国的文化革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离不开中国传统的文化土壤，必须面对几千年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培育起来的中国人的习惯势力和文化心理。这就有一个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习惯势力和文化心理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原则：一是要用历史辩证法的观点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给中国传统文化“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11〕；二是要有批判地兼收并蓄，“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12〕，“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13〕。这两个原则体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而且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在自己的哲学思想建构中自觉地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的“知行观”、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都吸取了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思维的精华。但是，近年来出现的“儒学热”却把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起来，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根性来质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文化身份的合法性。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成为了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是否还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出现，从自身的理论研究上检讨，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出现了研究范式的错位。就目前的研究来说，大多数的研究者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的根本特点，是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中去考察，强调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独立于中国哲学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外来文化，与从中国本土生长起来的中国哲学是两个并立的传统。既然如此，那么，人们需要论证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具有中国文化身份的合法性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一些儒学的研究者质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文化身份的合法性，的确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研究中的弱点。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改变以往的研究范式，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这个问题就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的根本特点，是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中国近现代哲学革命的进程中加以考察，强调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中国文化的变革中产生出来的，并以科学地解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器之辩和心物之辩而进入了中国的哲学传统，并成为这个传统中的新文化、新观念。在这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就不再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而是中国的先进文化和旧文化之间的关系。既然如此，那么，用先进的中国文化改造落后的中国文化也就变成合乎逻辑了。由此可见，我们要解决当下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问题、要说明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批判地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的问题，就必须改变先前的研究范式，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在这个问题上，冯契先生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一书值得一读。在这部著作中，冯契先生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如何进入中国的，又是如何取代中国传统哲学而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形态的。这些分析不仅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生长的历史必然性，而且理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关系。

　　其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及其嬗变。近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受到儒学复兴的挑战，而且还受到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否定。这种否定主要表现为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就否定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就。目前学术界公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第二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三个阶段是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至今。然而，对于这三个阶段的联系和区别、性质与特点，中国学术界的观点不尽相同。有一种观点认为，第一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时期，它的主要特点是翻译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并把它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第二个阶段是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期，它的主要特点是以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为蓝本撰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材和原理解读读物；第三个阶段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造的时期。这一种观点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就是对的，但把这种肯定建立在否定先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成就之上，就不对了。因为这种观点认定，在改革开放前的六十年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毫无建树，更谈不上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当然也不可能有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念。这种观点的出现，从理论上看，是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缺失了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形成与变革的研究。这个理论研究的弱点要归咎于我们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方法。从目前已经出版的有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看，研究者们主要采用的是社会学的方法或哲学原理的叙述方式，而不是按照哲学史的书写方式来论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所谓社会学的方法，就是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看作是一种社会现象，从哲学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变革的关系中去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新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动力，在这里，论述的重心不是哲学本身，而是中国的社会环境及其变化；所谓哲学原理的叙述方式，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框架下讨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和基本原理的变化，在这里，我们只能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共同点，看到一个一个的概念、一个一个的原理，却看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元素以及蕴藏于其中的内在精神，总之，看不到整体和内在逻辑进程。按照哲学史的观点，没有整体和内在逻辑的哲学史，就是碎片，是非历史的。可见，社会学的方法和哲学原理的叙述方式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存在的虚无主义的方法论根源。因此，要克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存在着的历史虚无主义，我们就必须按照哲学史的书写方式来叙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里所说的哲学史的书写方式，就是联系中国近现代哲学革命来探究“实践唯物论”的形成及其中国性格，揭示包含于其中的认识论与历史观的内在关联，并从这种关联中分析它的理性结构及其发生转化的内在机制，从而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三大阶段看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否定的过程，阐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如何建构起科学理性，又如何从科学理性转化成今天的文化理性的。这个过程一旦被揭示出来，那么，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也就不能成立了。

　　其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道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成为了中国学术界研究的新课题。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中国学术界对这个课题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概念的内涵展开的，很少从中国道路的角度提出和思考其中的理论问题。这就模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意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流于形式。在我看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是有其现实根据的，这个根据就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在当下出现了许多问题，要求人们从理论上给予解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解答当下出现的许多问题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主要有三点；其一，建立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原则。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进入了全面市场经济建设的时期，从农村到城市，从企业到文化事业单位，都逐渐地市场化了。但是，主导中国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却并没有真正确立起来。中国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是有关中国市场经济的性质和发展方式的问题，也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由于受到20世纪90年代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一些学者提出了自由主义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并对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从而模糊了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式。于是，建构中国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就成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就是对这一问题的解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是坚持社会主义，由此决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原则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与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不仅强调了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且提出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其次，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文化观念？是坚持经过几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创造的先进的中国文化观念，还是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不排斥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不断地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把它融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之中，创造出具有丰富的中华文化内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又不是不加批判地吸取中国传统文化，而是立足于世界文明发展的高度，在中国工业文明进步的基础上，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激活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方面坚持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既继承又批判的态度，另一方面又吸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新成果，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观念既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的特色，又具有时代特征。这两个方面就是建构当前中国先进文化的基本原则，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这种先进文化的代表；最后，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按照葛兰西的说法，就是社会集团之间和社会集团内部形成的文化认同关系。这个关系，在哲学本体论的层面上，讲的是世界观的创造和改造的问题，在政治学的层面上，讲的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文化与权力关系问题，而维系这种关系的基础是认同。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革命，把自己主张的中国道路从观念变成现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取得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这个领导权不仅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里，在中国共产党所开辟的根据地里发挥作用，而且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取得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才能唤起民众，组织民众，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起独立自主、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今天，在中国市场经济的环境下，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了严峻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是否还能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呢？如果能，那么，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呢？是仅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呢？还是具有中国文化品格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呢？此外，在政治层面上，中国共产党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党群关系、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建立这些关系的原则是什么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也包含了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不过，这些问题及其解答不是写在字面上，而写在提出二十四个字背后的思想背景和对这二十四个字的解释之中。正是这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提出，中国当下的各种思想派别就积极主动地参与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二十四个字的解释。对于这些解释，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对错或准确性与否来进行评判，而应该结合当下中国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斗争来分析其中提出的问题。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个方面是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哲学基础上进行解释，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个方面是从政治哲学的层面上，以社会主义作为原则，尤其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原则，解释二十四个字的内涵，并由此而揭示当下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文化与权力结构。概括起来，上述三点原则分别从经济性质、文化观念和社会权力三个层面上解答了当前中国道路探究面临的理论问题，从而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的中国道路依然具有文化的先进性、实践性和批判性的品格。

　　上述四个问题的提出和探讨表明，中国道路不是僵死的模式，而是一些辩证发展的原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根据这些原则，不断地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新理论，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中国道路保持其文化的先进性、实践性和批判性的品格。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的秘诀。

　　三、中国道路实践的反思

　　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道路实践问题上的主要表现，是把1949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这一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全部归结为苏联模式，并且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这种割断历史的做法，不仅不能证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反而摧毁了中国市场经济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体系。因此，要使中国市场经济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就必须重新研究和评价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不可否认，中国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之初，在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情况下，的确借鉴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绝没有照搬苏联经验，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不是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翻版，而是借助苏联计划经济的框架走出了一条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分别从思想探索和中国计划经济的实际结构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从思想探索的层面看，早在1940年，在中国革命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之前，毛泽东就在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力量构成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新中国的构想。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中国革命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进行的，它的革命力量的构成和革命形式都不同于十月革命，因而它所要建立的国家必然既不同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也不同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有其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在政治上，“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14〕；在经济上，由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构成，其中，城市经济是以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为主体国营经济，这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必须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但“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15〕，而农村经济是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发展各种合作经济，这种经济虽然不是社会主义的农业，却“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16〕；在文化上，是“五四”以后发展起来的“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17〕的文化，具有民族性、大众性和民主性的特点。这些构想表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不想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而是希望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加之接受苏联的物质援助，中国不得不采取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并成功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步建成了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即便如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从来没有放弃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讨论对苏共20大的态度时，再度提出了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指出：“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照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过去我们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18〕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再次谈到对待苏联经验的态度。他说：“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19〕本着后一种态度，毛泽东相继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和讲话，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这些理论的提出表明，中国有自己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这些理论中包括了苏联经验，但它不是苏联的，而是中国人根据自己的国情创造出来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从中国计划经济的实际结构看，中国的计划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实践，因而在经济结构上和发展方式上都与苏联的计划经济有很大的不同。在经济结构上，由于经济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中国并没有像苏联那样实现全面的工业化，而只是在城市经济中实现了工业化，而在占全国人口总数80%的广大农村，依然是农业经济。这也就是说，在经济结构上，中国不是单一的工业经济，而是由工业和农业这两种经济形式构成的，其中，工业是社会主义的大型国有化的生产形式，而农业则是个体化的经济形式。这两种经济形式在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下形成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是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国家发展的重点，农业是工业生产的基础，一方面为工业发展提供所需的粮食和原材料，另一方面又为工业发展提供消费市场，使工业能够迅速地获得资金的积累。这样一种经济结构表明，中国的经济不是在工业体系内部实现生产资料的生产和资金的积累，而是在工业和农业两种经济形式的协调下实现生产资料的生产和资金的积累。这一经济结构蕴含了工业快速发展的巨大潜力，也正是由这一经济结构所决定，中国在诸多方面都采取了不同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发展方式。在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比例关系上，中国不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片面地发展重工业，而是采取了把优先重工业与增加轻工业和农业投资协调起来发展的方式。这就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所强调的：“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20〕在农业的发展上，中国采取了合作社的形式。在这里，合作社起着调节社会主义工业化与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矛盾关系的作用，一方面合作社能够把个体的农民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生产，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使其能够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国家通过一定的生产和分配政策来调节计划经济与个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比如，合作社“在不违背国家的统一计划和政策法令下保持自己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21〕，在分配上，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调节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和农民的个人收入三者之间的关系。由于采取了这些不同的发展方式，中国保证了农业的稳定发展，同样也保持了工业的高速发展，大大提高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使中国有了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这一国民经济体系的形成表明，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确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很大的差别，并且不受苏联的控制，是中国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经济形式。

　　正是这样一种经济形式，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巨大的潜力。首先，广大农村经济的存在，为工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也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了条件。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增加中国的经济实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现代经济的发展证明，国家的经济实力首先来自于工业的持续增长，但是，工业要持续增长，就需要有不断扩大的资金积累和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积累和消费需求可以来自于工业体系内部，也可以来自于工业体系以外的农业经济，两者相比，工业体系内部的资金积累和消费需求的空间是十分有限的，而农业经济由于生产力的水平有限和对工业有较大的需求，能够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不断扩大的资金积累和消费需求。在这里，农业经济虽然在工业经济体系之外，却是工业经济高速增长所需要的市场和外部环境，因此，要保持工业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必须重视和发展农业经济，提高农业的生产力。这一点，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已经论述了，并在实践中得到了贯彻。然而，由于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农业的生产力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也十分有限。针对这种状况，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开始，并且从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着手，破除了人民公社时期建立起来的“一大二公”的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改革使农业经济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农业经济的市场化，一方面解放了农业的生产力，刺激了农业经济和消费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在改革中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成为了企业市场化的一种实验，为20世纪90年代在城市进行事业单位和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积累了经验。从这个角度看，广大农村经济的存在对于中国的改革起了巨大的作用，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得以成功的重要条件。其次，中国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兼顾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方式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良好的内部环境。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长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存在，扼制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中国始终没有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整个经济处在积弱的状态。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借鉴了苏联计划经济的经验，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又结合中国的国情，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兼顾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方式，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的经济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这一切，不仅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正是因为有了良好的内部环境，中国才能在对外开放中既吸收国外资金、引进高科技，实现中国经济的现代转型，又经受住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及其所主张的全球市场经济的冲击，继续走中国道路，建立和逐步完善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能够在世界经济中迅速崛起。相比之下，拉美国家的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中被摧毁，究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它们现有的经济体系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具有很大的依附性，而缺乏自身的独立性、自主性。最后，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为中国工业的发展和向高科技产业的转型积蓄了力量。两弹一星的研制带动了中国军事工业的发展，使中国军事工业成为了改革开放中推动中国的生产力发展的一支重要的力量。20世纪90年代，中国采取了军事工业转化为民用工业的方式，一方面提高了民用工业的生产力水平，催生了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行业，不仅扩大了工业生产的领域，而且打开了中国的消费市场，另一方面推动了中国工业的转型，使中国的传统工业能够通过技术的更新，转型成为高科技产业。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任意的，不是主观意志的创造，而是客观的历史过程，是为着改变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的问题而展开的，因此，它既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又是先前中国经济道路的继续，与1949年至1978年之前的中国经济有着历史的联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能够成功，是因为先前的经济体制中已经包括了今天市场经济发展的元素和发展这些元素的基本条件。这些基本条件，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有独立自主的、不受苏联控制的国民经济体系；另一点是中国采用的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双轨制结构极大地弱化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强控制性，使中国的计划经济中渗透了市场经济的元素，从而有了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可能性。相比之下，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就其经济自身的原因而言，在于它的高度集中的工业化生产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强控制的计划经济体制，正是这两个特点妨碍了它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转化。至于东欧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长期无法摆脱苏联的控制造成的。对于这个问题的详细分析，请见拙文：《波兰社会主义与其犹太背景》，《理论视野》2016年第12期。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2〕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所遵循的基本理论。用这个理论来总结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革命能够取得成功、中国社会主义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是因为中国几代马克思主义者在十月革命搭建的世界历史舞台上创造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道路；中国改革开放能够成功，是因为中国的计划经济不是苏联式的，而是中国式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观念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总体，是中国道路的一个阶段、一种形式。因此，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的历史，要走中国道路，首先必须尊重中国道路的历史。这就是对待中国道路的客观的、历史主义的态度，也是对我们今天正在坚持和发展的中国道路负责任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