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这是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同志以新一届党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向13亿多中国人民许下的重诺。蓦然回首，今日之中国、今日之中国共产党乃至今日之世界，已在过去的1500多个日日夜夜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6年12月底，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自2013年以来，有100余万名党员在反腐行动中受到惩处。习近平要求加强对政治权力的约束，创造一个“制度笼子”，确保党员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文章认为，在领导层积极开展反腐斗争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巩固执政党根基方面正在发生质的飞跃。

　　“2016年，很多美国人已开始感觉到中国发展对其日常生活的影响——在购物中心，在付款时——而且感觉到世界权力中心正从美国转向中国。”2017年1月20日，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所长罗伯特·戴利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撰文称，“2016年，中国的宏伟规划可能开始使天平向中方倾斜。”

　　西方世界的这种感觉在2017年1月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尤其强烈。德国《商报》在会议期间刊文感慨，“这个世界看上去好像颠倒了。即将就职的美国总统对世界发出实施惩罚性关税的威胁。同时，中国国家主席发表了支持公正的全球化的主旨演讲。当今世界最大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达沃斯的经济精英年会上成为维护自由贸易最强有力的先锋。”

1月17日，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国际会议中心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

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兰红光摄/本刊）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分析说，十八大以来的四年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大事、议大事、干大事，纲举目张，战略布局和总体布局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大进展，并使我国胜利完成“十二五”规划所确定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24个主要指标完成率高达96%，为历次五年规划完成率最高的一次，“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特别是综合国力又上了一个大台阶。”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首席专家陈东琪为《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解读说，2016年中国GDP达到74.4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7%，高于印度的6.6%，三年后重夺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第一。按照IMF测算，2016年度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1.2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33.2%。而美国只贡献了0.3个百分点，欧洲也仅0.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的贡献率远超所有发达国家之和。

　　四年多过去了，胡鞍钢回顾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手笔不断”，最精彩也最有意义的一件大事，就是“四个全面”国内战略布局加上一个“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战略布局，为我国开辟了空前的“天时、地利、人和”新局面，也创造了中国在世界上最有国际影响力、最具全球领导力的纪录。

　　“党中央顺势而为，应势而动，乘势而上，不仅进一步延长了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而且更加自信、充分地利用了这一战略机遇期。”这位专注中国国情研究30余年的学者给出的结论是，“十八大以来中国最大的成功是战略决策的成功，而战略决策的成功是中国成功的根本原因。”而支撑一系列战略决策的基础，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创新在过去四年里厚积薄发。

　　沧海横流之千年变局

　　“进入新世纪后，人类文明发展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突出的标志就是，西方国家的经济效率、社会效率和制度效率都在持续下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影响力快速上升的新兴国家迫切需要找到可持续发展的自主道路。”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自己看到的场景就是，“剧烈的全球性结构性调整，正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新的平衡。”

　　从外部环境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从美国引爆，直接导致冷战结束后兴起的这波最大规模全球化进程的重创乃至停滞，西方发展模式漏洞百出、缺失尽显。发达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首、以华尔街金融利益集团为资源配置中心主导的“中心-边缘”国际生产和消费大循环，产生了自身难以有效克服的制度性矛盾，出现断裂和崩溃之态。

　　与此相伴，20世纪最后十年，以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人》一书为标志达到巅峰状态、以“市场万能”论、“政府失灵”论和“经济人”假设等理论装配的新自由主义，及其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的全球化发展模式，似乎不可思议地在西方中心美国“触礁”，掀起一场震荡全球的金融大危机，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受到全面重挫。8年来，面对世界发展环境日趋复杂动荡的新现实，以该理论为支撑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和西方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几近束手无策境地，至今难以从根本上解除金融危机风险……

　　从内部压力看，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日趋紧迫。“中国也是国际金融危机最大受害者之一。”胡鞍钢研究发现，2016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33.1%，数据回归到了18年前的1999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在2006年达到64.8%的顶峰，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两年开始下滑，直到今天降至十几年前的比例水平，说明这场危机对中国的冲击极其剧烈。”他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增速2010年后下降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同时也印证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发展转型的内在紧迫性，一直是现阶段和未来相当长时间主导中国经济社会变革的核心内因。

　　从发展矛盾看，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最突出的变化是：一方面，全球化迅猛发展，各国发展所需要的协调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任何单边或双边的方式都难以解决诸如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抑或气候和环境等全球性问题，必须是多边的集体行动；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冲击下的发达国家的国家治理日益分裂和破碎，西方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思维意识不断强化，正在加大全球发展的协调难度。

　　尤其是西方发展模式急剧衰颓，世界各国发展共识日趋分化，人类面对着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的大抉择。为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实践者和研究学者都开始反思，并寻求新道路、新理念和新理论，以期重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包括中国在内，人类未来向何处去？亟待发展新思想、新理念、新方略的指引。

　　刘尚希认为，审视这个复杂的世界格局，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全球的变化与中国紧密关联，而中国日益全球化的发展特质，也决定了“要搞好全球的治理，就要搞好中国的治理。中国内部的治理搞好了，那么全球的治理也就有了希望。如果中国内部治理搞不好，全球的治理也很难有前途。因为，不管中国怎么干，中国对世界的影响都在那里。”

　　正是在这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沧海横流时刻，十八大报告向世人宣告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刘尚希看来，这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宣言书，也是13亿多国人为实现民族复兴大业对执政党的时代要求，更是中华民族再次为人类发展探索全新道路拉响的启航汽笛。

　　世界看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习总书记对此不但感同身受，更是身体力行。”参加这次座谈会的胡鞍钢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改革开放后，一个相当长时间内，一些人的经济学学习和实践，被西方经济学完全覆盖，“回头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分析理论才是真理、才是基础。这一点，习总书记给我们带了个好头。”

　　2001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在《东南学术》杂志第四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的学术论文。当时，时值习近平同志在清华大学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的学习期间。这篇长达18000余字的论文，关键词就是《资本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他结合自己施政实践经验研读马克思《资本论》的思想结晶。

　　现在，阅读这篇当时流传不广的文章，留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在西方经济学“如日中天”的新世纪之初，作者娴熟而坚定自信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以包容和吸收古今中外人类发展智慧的气度，对如何认识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出了极具启示意义的独立思考：

　　比如，“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场新的伟大社会实践，它一方面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又要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学习和掌握必须‘学以致用’。”

　　比如，“中国具有不同于西方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人的主观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其内在的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的本质运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必须充分发挥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优势。”

　　采访中，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田应奎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谈到，正是源于长期积累的深厚理论素养，和坚定不移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但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全面建成小康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而且在执政实践上不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一系列全新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呈现出喷薄而出的活跃局面。他列举说：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

　　◎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

　　◎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

　　◎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

　　◎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

　　◎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

　　田应奎认为，实践表明，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充分体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新成果，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的21世纪新生，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指明了最优路径。

　　决胜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四个全面”

　　正是对先进理论的成熟驾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了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大所提出的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目标，四年来进行了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系统性、长远性的谋划，先后通过四次中央全会，协调有序地完成了“四个全面”的国内战略布局。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60条、336项改革措施，超过了历次改革决定。三年多来，中央深改组通过32次会议绵密部署，目前主要领域“四梁八柱”性改革基本出台。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了全面部署，提出六大任务、30项重大举措、180多项具体措施，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具体路径，为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司法公正的改革重点难点指明了方向。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规划了31类重大任务，据此制定了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20篇、80章。

　　胡鞍钢为《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分析说：“十三五”规划纲要篇幅为历次五年规划最多，并精心设计和科学论证了23类、165个重大项目，在新中国历史上也是数量最多、水平最高、规模最大、覆盖领域最全、服务人口最多的，许多开工项目将成为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目标的奠基之作。

　　河北沧州渤海新区黄骅综合大港码头。（摄影/本刊）

　　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对全面从严治党做出了全面部署，制定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十八大以来的四年多，反腐败斗争取得显著进展，深得党心、军心、民心。通过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巡视利剑震慑、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等“组合拳”，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已经显现。

　　从2013年至2016年9月期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01.8万件，创历史纪录地对101万违纪党员干部给予了党纪政纪处分，赢得了8800多万党员党心、13亿人民民心。这不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政治意愿和决心，也证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和办法“吐故纳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上述四次中央全会，对国家大局和长远未来的重大问题做出了重大战略部署，书写了新篇章，绘制了新蓝图，也吸引了全世界对中国高效而充满决心和勇气的治国理政决策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胡鞍钢观察认为，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基础上，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党中央顺势而为推动构建基于合作共赢的国际战略布局。

　　◎一是积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打破冷战思维，推动中美两国走一条没有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

　　◎二是积极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贯穿连接欧亚非三大洲，共同打造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命运共同体；

　　◎三是做好周边外交工作，充分利用中国是周边国家第一、二大贸易伙伴的经济优势和贸易优势，加速区域一体化；

　　◎四是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四年多来，在2014年APEC北京峰会、2015年9月联合国发展峰会和11月巴黎世界气候大会、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和11月APEC利马峰会上，中国最高领导人以出色的大国领袖表现，在全球治理众多领域发挥了负责任和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

　　2015年10月1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正确义利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和举措，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各国利益，增加了我国同各国利益汇合点。”